村庄
上午锄完地，或读读写写过后，我通常要再去湖里洗个澡，游过一个小水湾，洗去劳动时沾染的尘垢，或抚平学习后留下的新皱纹，下午就轻松自在了。每天或隔天，我会到村子里溜达溜达，听听那里诉不尽的闲言碎语，或者是口耳相传的，或者是报纸转载的，它们就像树叶的沙沙声或青蛙的呱呱声，乍一听确实蛮新鲜。在村里闲逛时，我爱瞅着男人和小孩看，就像爱看林中的松鼠和喜鹊一样。只是听到的不再是松风阵阵，而是车马辚辚了。屋外的某个方向，一窝麝鼠正在河畔的草地上集会；而另一个方向的地平线上，整个村庄都在榆树和梧桐树底下忙碌着。村民们看上去就像草原上的猎狗，不是蹲坐在自家大门口，就是聚在邻居家闲聊。我经常去那里观察村民们的生活习惯。整个村庄，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偌大的新闻编辑室，只不过他们还出售干果、葡萄干、盐、玉米粉以及其他杂货，就像过去国务街[1]上的里亭出版公司一样。有些人对新闻有着极大的胃口，消化能力也超强，他们可以永远一动不动地坐在大街上，任那些新闻如地中海季风一般在他们耳边打转、低语，或者像吸了乙醚一样麻痹，根本感觉不到痛苦——一些新闻听起来还是挺让人痛心的。我每每打村中走过，都免不了会看到这样一批人物。他们或坐在台阶上，身体前倾着晒太阳，眼睛不时风骚地左顾右盼；或像一根女神柱似的倚靠着谷仓，双手插进口袋里。他们常常在户外，风中吹过任何动静都听得到。所有的流言蜚语就是在那里经过粗加工，然后才流入室内接受更精细的处理。我观察到，村中最富生气的地方是杂货店、酒吧、邮局和银行。一只大钟、一门大炮、一辆救护车是不可或缺的，都已安放妥当。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他们把房子建在小巷里，面对面地排列着，这样每个行人都不得不经过这个小巷，接受村中男女老少的检阅。当然，那些住巷口的人，他们看到的行人最多，也最先被看到，可以第一个对来人评头论足，所以支付的房租最高。少数散居在村外的人，他们的房屋之间间距很大，行人可以越墙而逃或抄小路逃跑，所以地租或窗税[2]很便宜。为了吸引过客，村子四周都挂满了招牌。酒馆和食品店抓住他们的胃，干货店和珠宝店则抓住他们的幻想，还有的是抓住他们的头发、脚或裙子，比如理发店、服装店。此外，更可怕的是那络绎不绝的邀请，你得挨家挨户拜访到，并且在这种场合，一直有人跟着。多数情况下，我都可以巧妙地避开这些危险。要么立马勇敢往前冲，毫不迟疑地直奔目的地，这一点值得那些夹道受阻的人借鉴；要么专注于崇高的事物，像奥菲斯[3]那样，“弹奏七弦琴，高唱诸神的赞美诗，压过海妖的声音，因而脱险了。”有时候，我以闪电般的速度溜走了，没有人知道我的下落，因为我从不在乎风雅，只要篱笆上有窟窿，我会不顾一切地钻过去。我甚至常常闯入别人家里，还受到了很好的招待呢，了解完最新的要闻之后，比如某事件刚刚平息、战争与和平的前景问题、世界各地可否长期合作等等，便从后门溜出，逃回森林里。
当我在村子里待到很晚的时候，要在黑夜中赶路，那是件十分过瘾的事，尤其在夜黑风高的晚上。我从村中某个明亮的客厅或演讲厅起航，肩扛一包黑麦或印第安玉米粉，驶向林中那温暖舒适的港湾。等我把外面的一切都收拾牢靠了，便带着我那快乐的思想退到甲板下面，只留下一个躯壳来掌舵。如果外面风平浪静，则索性把舵拴死。“航行的时候”，借助舱中的炉火，我收获了许多喜人的想法。无论遇上什么样的天气，我都不会被困住，亦不为之苦恼。事实上，我遭遇过几次强风暴。哪怕是在平常的夜晚，森林也远比你们想象中的黑暗。最黑的时候，我常常借着树叶缝隙露出的光亮来认路。在没有车道的地方，我只好用双脚探出一段隐约走过的路，或用手摸出几株熟悉的树，然后根据树间间距辨路，因为森林中两棵松树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十八英寸。有时夜里又黑又潮，我很晚才到得了家。整个人像梦游一般，一路上都心不在焉，只有双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道路上摸索。直到伸手开门时才猛然醒悟过来，却已记不起是怎么走回来的了。我想，即使灵魂抛弃了身体，身体依然能够找到回家的路途，这就好比手不需要任何帮助就能摸到嘴。有好几次，来人待到天黑才离开，碰巧也是这样的不明之夜，我不得不给他带路，送他上屋后的车道，为他指明正确的方向，并叮嘱他最好用双脚探路，而不是用眼睛。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曾这样给两个来湖边钓鱼的年轻人指路。他们就住在离森林大约一英里的地方，对路线相当熟悉。一两天以后，其中的一个年轻人告诉我，那天他们在自家房屋附近兜转了大半夜，直至天亮才到家。他还说，中间下了好几场大雨，树叶湿漉漉的，他们被淋成了落汤鸡。我听说，当夜色浓得化不开的时候，正如人们常说的，浓到可以拿刀割的地步，许多人走在大街上，都迷了路。一些住郊外的人，赶着马车来村子里进货，却不得不留宿一晚；还有一些外出访友的绅士淑女，绕了不到半英里，就只能用脚探路（人行道）了，在哪里拐弯都不知道。任何时候在森林中迷路了，都是惊险而难忘的宝贵经历。在暴风雨中，哪怕是白天，哪怕轻车熟路，也可能迷失方向，找不到通往村里的路。尽管已从这条路上走过上千回，可还是辨不出它的样子。简直跟西伯利亚的某段路一样陌生。到了晚上，难度自然更大。平日里散步，我们经常不自觉地像领航员那样，参照某个熟悉的灯塔或海角的位置前行。即便不在惯常航线上，我们还可以凭着对邻近海角的印象来辨别方向，除非我们完全迷路或者转了个身——置身大千世界，你只要闭上眼睛转个身，就会迷失方向——那时我们会赞叹大自然的浩瀚与神奇。无论睡觉，还是走神，每个人醒来后，都应该看看罗盘上所指的方向。不要等到我们迷路了，换言之，不要等到我们失去这个世界了，才开始寻找自我、寻找自己的位置，才意识到我们无穷无尽的种种联系。
第一个夏天就要结束的时候，一天下午，我到村里找一个修鞋匠拿鞋子，结果我被抓进了监狱。因为，正如我在某篇文章[4]中提到过的，我拒绝向国家交税，拒绝承认它的权力。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啊，在议会门口把男人、女人和小孩当牲口一样买卖。我到森林中生活本是出于别的目的。可是，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人间的肮脏机关总会尾随其后，伸出手来钳制他，不择手段地将他强行纳入到共济会[5]式的社会中。真的，我本可以强烈抵制的，多少会起点作用吧；还可以疯狂地反对社会，但我宁愿社会疯狂地反对我，因为如此一来，它就变成了绝望的那一方。第二天我就获释了，并且拿到了那天补好的鞋子，回到森林中还正好赶上了美港山的浆果盛宴。除了政府官员，没有任何人会骚扰我。整间屋子，我只给放稿件的书桌装了锁，别的都不用，也没上门闩，窗户或插销上连颗钉子都找不到。无论白天或黑夜，我都不锁门，哪怕要外出几天；甚至第二年秋天，我在缅因州的林子里住了半个月，也没有锁门。尽管我的房子周围没有大兵驻守，却格外受尊重。疲惫的旅人可以进来歇息、取暖；桌上还有几本书，识字的人进来了可以翻阅；好奇的人大可以打开我的碗橱，看看里面有什么残羹冷炙，以便知道我下一顿吃什么。尽管来湖边的人既多且杂，但并没给我带来太多不便。屋子里什么东西都没丢，只少过一卷荷马的作品。我想，大概是因为封面上镀了金，所以叫兵营里的某个士兵拿走了。我相信，如果所有人都生活得像我一样简单，偷盗和抢劫便不会再有。这个世界上有人得到的太多，有人得到的太少，于是偷盗和抢劫发生了。荷马的作品——蒲柏[6]译的，很快便会传播开来的——
当人们需要的仅是山毛榉木的碗碟时，
世上便不会再有战争了。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7]
[1] 波士顿的金融中心。
[2] 窗税：一些西方政府曾在历史上向建筑物开凿窗户而征收的税项。
[3] 奥菲斯（Orpheus），希腊神话中的著名诗人和歌手，善弹七弦琴。
[4] 这篇文章是《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
[5] 共济会，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秘密组织。
[6] 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18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翻译过荷马的史诗。
[7] 引自《论语·颜渊》。大意为：先生施政，为什么要用刑杀？您如果想善良，百姓自然会善良。上层的道德好比风，平民百姓的言行表现像草，风吹在草上，草一定顺着风的方向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