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编辑前言
世俗的技艺-闲话阿城与小说
自序
辑一：遍地风流
峡谷
溜索
洗澡
雪山
湖底
辑二：彼时正年轻
天骂
小玉
兔子
专业
秋天
夜路
火葬
打赌
春梦
大门
布鞋
接见
山沟
成长
辑三：杂色
旧书
抻面
江湖
宠物
厕所
提琴
豆腐
宝楞
妻妾
大水
大胃
野猪
裤子
扫盲
结婚
平反
洁癖
大风
蛋白
西装
定论
仇恨
观察
色相
白纸
噩梦
回忆
补靪
椅子
觉悟
小雀
阴宅
南方
唱片
寻人
纵火
被子
家具
辑四：其他
故宫散韵
画龙点睛
遍地风流
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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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前言
一九八零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文学相继绽放新意，而其互动频仍。其中尤以小说的变化，最为多彩多姿。或由于毛文毛语的衰竭，或由于解严精神的亢杨，新一代的作者反思家国历史的变化，观察欲望意识的流变，深刻动人处，较前辈之有过之而无不及。回顾前此现代小说的创作环境，我们还真找不出一个时期，能容许如此众声喧哗的场面，政治依然是多数小说家念之写之的对象。但“感时忧国”以外，性别、情色、族群、生态等议题，无不引发种种笔下锋芒。更不提文字、形式试验本身所隐含的颉顽玩忽姿态。宋泽莱、张承志从小说见证意识形态的真理，王文兴、李永平则由文字找到美学极致的依归。共产乌托邦里兴出了莫言、贾平凹的《酒国》与《废都》，而白先勇、朱天文的孽子荒人正要建立同志乌托邦。苏童《妻妾成群》、李昂《暗夜》、《杀夫》。尤有甚者，平路的国父会恋爱，张大春的总统净撒谎。历史散流，主义量产。彼岸要说这是“新时期”的乱象，我们不妨称之为“世纪末的华丽”。
二十世纪虽自名为“现代”，但在建构文学史观时，贵古薄今的气息何尝稍歇？鲁迅曾被神化为绝世宗师，仿佛新文学自他首开其端後，走的就是下坡路。而写实主义万应万灵，从当年的为人生为革命，到今天的为土地为建国，正是一脉相承。所幸作家的想像力远超过评者史家。他（她）们不但勇於创新，而且还教我们“温新”而“知故”。阿城、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使沈从文的风采重见天日；林耀德、张启疆的台北都会描写，竟似向半世纪前的海派作家致敬。而张爱玲传奇的历久弥新，不正来自张迷作家的活学活用？文学史的所谓传承，其实是由无数断层所组合。当代小说家 的成就未必得呼应任何前之来者。但也正因此，他（她）们所形成的错综关系更凸显新文学的传统，原来就应当如此曲折多姿。然而反讽的是，小说家如今文路广开的局面，也可能是一种反高潮。从鲁迅到戴厚英，从吴浊流到陈映真，小说家曾与国族的文化想像息息相关。他（她）们作品的流布或查抄，无不成为社会象徵活动的焦点。影响所及，甚至金庸或琼瑶的禁刊或风行，也可作如是观。但曾几何时，小说家发现他（她）们能所言所欲言，他（她）们在家国“大叙述”的地位反而每下愈况。经过半世纪的磨练，现代中国小说的可读性与日俱增，昔日的读者却不可复求。二十世纪末影音文化的风靡骚动，不过是问题的一端而已。
一种文类的兴盛与消亡，在过往的文学史里所在多有。中国“现代”小说，果不其然要随着二十世纪成为过去？有能耐的作家，早已伺机多角经营。他（她）们或为未来的作品累积经验。或藉已有的文名随波逐流，是非功过，都还言之过早。与此同时，就有一批作者宁愿独处一隅，以千言万语博取有数读者的赞弹。写作或正如朱天文所谓，已成一种“奢靡的实践”。彼岸的王安忆更以一本《纪实与虚构》，道尽小说家无中生有、又由有而无的寓言。从自我创造、到自我抹销，满纸是辛酸泪，还是荒唐言？两百五十多年前曹雪芹孤独的身影，依稀重到跟前。而我们记得，《红楼梦》写了原是为一二知音看的。
这大约是当代中文小说最大的吊诡了。小说世纪的繁华看似终於降临，却要忽焉散尽。以时间的观念而言，当代意味浮光掠影的刹那，但放大眼光，文学历史正是无数当代光影的投射。《当代小说家》系列的推出，即是基于这样的自觉。以往全集、大系的编辑讲究回顾总结、成其大统。这套系列既名为当代，注定首尾开放，而且与时俱变。所介绍的作家都是以其精炼风格或试验精神，在近年广被看好。世纪之交，夹处新旧，这群当代小说家也许只能捕捉一时光芒—他（她）们甚至可能是群末代小说家。但只要说故事仍是我们文化中重要的象征表义活动，二十一世纪的中文小说风景，应由他（她）们首开其端。
在编辑体例上，这套系列将维持多样的面貌。除了精选作品外，也收入评论文字及作者创作年表。作为专业读者，我对每位作者各有看法，也有话要说。这些话将见诸每集序论部分。评者的赞弹，当然是见仁见之举。以一己之（偏）见与作家对话，我毋宁更愿藉此机会表示对他（她）们的敬意：写小说不容易，但阅读好小说，真是件快乐的事。
王德威
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世俗的技艺-闲话阿城与小说
（）里的是被删改的部分
1984 年 7 月，《上海文艺》刊出作者署名阿城的小说《棋王》。这篇小说写文革期间一群知青的传奇遭遇。以他们懵懂下乡支边起，以其中一人邂逅无名老者，钻研棋艺，搏弈较技为高潮。全篇文字遒劲精致，情节紧俏动人，在彼时伤痕、反思文学的狂潮中，自然独树一帜。《棋王》一出，先在大陆引起瞩目，继之流传海外，成为人人争相一读的作品。以后的故事已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一章。《棋王》为渐渐兴起的寻根文学作出重要示范；同时它所透露的人文精神，正与学界蓄势待发的 “文化热”互通声息。而阿城的文字功夫，更要让一辈作者读者大开眼界。《棋王》之后，阿城又陆续发表了《树王》、《孩子王》两作。前者写尽文革期间人与天争，斲丧自然的暴行；后者则见证教育沦落，百废待此一举的艰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的文明及自然何以消磨至此？尤其不可思议的是，种种狂暴作为，竟是假“文化革命”之名进行。阿城下笔，鲜少口号教训，感慨自在其中。“三王”小说成为 80 年代中国文学的经典，良有以也。这几篇小说登陆台湾后所引起的 “大陆热”，应是不少书迷及出版者记忆犹新的话题。
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盛誉，阿城却似乎无动于衷。“三王”之后，他并未打铁趁热，推出据称原本构思的“八王”或“王八”系列的另外五篇。他的确写出了一些短篇，如《树桩》、《会餐》及“遍地风流”系列的部分篇章，但大抵而言，阿城的盛名是建立在少数作品上，而且久而久之，盛名成了传奇。与此同时，阿城跻身电影界，先后与谢晋、陈凯歌、张艺谋等合作往还。80 年代后期远走国外后，他更是不少侯孝贤电影咨询的对象。阿城显然并没闲着。但从文学界的角度来看，他却予人闲散的印象。
而这一闲散的形象，有它不得不然的外在因素，但也可能与阿城的创作美学息息相关。小说者，小道也。为与不为，也是一念之间的事。小说与世俗的其他技艺相比，不多一分尊贵，也不少一分姿色。对切切要把小说化为大说的作者读者，这一立场未免显得消极，但对照阿城有关文学艺术的立论，其中自有分寸。
也正因此，阿城在世纪末的大陆、世纪初的台湾推出小说选集《遍地风流》，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睽违了这许多年，阿城拾掇各色作品，汇集成书，是总结他以前的创作经验？还是又从中淬炼出不同心得？以阿城标榜的创作风格而言，这是过于正经八百的问题，当不得真。但以《遍地风流》回看他的所来之路，我们还是可揣摩他的进境：简言之，世俗的、抒情的、技艺的小说观。
俗与闲
阿城生而有幸，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个国家为“人民”而创立，号称不分你我。）不幸的是，阿城的出身有欠纯正，（因此不能为“人民”所喜。）他的父亲钟惦业是著名影人，因为执著一己艺术信念，早在年代的运动中，即已中箭下马。如阿城自谓，在他成长的年月里，早已体会因身份有别，前途殊异的道理。文革期间，不说红卫兵，连红卫兵的喽啰也沾不上边。一俟“上山下乡”的口号展开，他早早打好行李，准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先去雁北，再到内蒙，最后落户云南，一待就是十年。“四人帮”倒台后，各地知青摩拳擦掌，纷纷争取深造的机会，而阿城无动于衷。原因无他，家庭背景有以致之 [1] 。
然而十几年辗转南北，深入村野的经验，早已教给阿城太多学校以外的知识。他逆来顺受，与其说是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因素，长怀自知之明，更不如说民间的一切让他了解到，生命驳杂的层面，有待更多的担待与包容。他的“三王”作品写知青下乡，没有公子落难式的酸气，也不刻意夸张青春无悔式的天真。他冷眼旁观，却又事事用心，这一姿态，似远实近，是阿城写作的一大特色。更重要的是，阿城作品对世态人生的扫描，展现前所鲜见的大陆众生相，《棋王》中的拾荒老者，真人不露相，竟然深怀绝技。《树王》中的萧疙瘩，舍身护树，令人肃然起敬。《孩子王》中的山村男女，一颦一笑，如此质朴无文，而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开启了“文革”绝境中的一线生机。礼失求诸野，阿城向往一种市井甚或山野文化，以作为对正统的批判，甚或对正统的救赎。相对于官方主流论述的“双结合”、“三突出”、“红光亮”、“高大全”，阿城笔下的系列人物，寒碜丑怪，（哪里配称是主席的好子民）但正是在这些畸人丑人里，阿城参看乱世中的生存智慧，颇有所得。
难怪“三王”小说一出，众家读者如获至宝，或曰中华棋道，毕竟不颓；或曰禅道香火，劫后重生 [2] ，好不热闹。
我以为阿城“三王”时期的作品，善则善矣，但仍然未脱微言大义的框架。较之文革后的文学，他当然已走得太远，但比较《遍地风流》的作品，尤其“杂色” 中诸篇，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转变。如果“三王”小说仍执着“礼失求诸野”的乌托邦怀想，《遍地风流》所要标记的，应是“礼不下庶人”。庶人所充斥的世俗社会，熙来攘往，啼笑之外，更多的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与平庸。然而阿城看出其中自有一股生命力。往好了说，这生命力是一股顽强的元气，总已蠢蠢欲动，饮食男女，莫不始于此。但另一方面，这生命力也是一种坚韧的习气，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且战且走的日常生活策略 [3] 。阿城希望多写世俗社会中的元气，但笔下的人物每多显露得过且过的习气，两者都是生命力的表现，但所透露的差距何其之大。这是阿城作品的尴尬所在，也是他的（有意无意泄露的）历史感所在。
元气与习气的异同：在《遍地风流》的《遍地风流》一辑里，阿城写云南怒江溜索渡江的惊险。情词犀利，跃然纸上。引起我注意的，倒是渡江后几条汉子“走到绝壁前，扯下裤腰，弯弯地撒出一道尿，落下不到几尺，就被风吹得散开，向东南飘走。万丈下的怒江，倒象一股尿水，细细流着。”到了《杂色》一辑中的《成长》，与共和国同日诞生的王建国，大好前程，却经不住革命的挫折。1976 年后，曾是重点保送学生的王建国却成了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工人。那一日他在工地高处忽有内急，报准就地解决。他迎着左左右右的大会堂、纪念碑、博物馆顶，一泄如注。“高处有风，王建国解决问题后，抖了一下，两眼泪水。”又如《遍地风流》中的《洗澡》，蒙古骑手驰骋之余，河中洗澡。“他撅起屁股，把头顶浸到水里，叉开手指到头发里抓，歌声就从两腿间传出来。”而在《彼时正年轻》的《专业》里，下乡雁北的知青，兀自为主义问题呶呶不休。他们跋涉到一矿区请教专业，殊不知专业早已随俗深入地下，裸着身子挖煤贴补生活。当他应声自煤坑爬上，黑乎乎的“起身迈出筐，低头弯腰在地上翻捡衣裳，屁眼儿倒是白的。”随处撒的野尿，猛然撅起的屁股，吃喝拉撒，这是生命的基本面了。在这之上，阿城架构他的世俗视野：妻妾共存的老头，弃猫养鼠的宠物恋者，掏大粪的干校劳动员，四处观望的小官僚……林林总总。（新中国的清规戒律如此苛刻，务使人人都成为圣人。而）阿城眼光所及，看到了太多闲杂人等，有的吃亏受苦，有的占便宜玩花样；他们其实无所作为，却也正因如此，他们为一个肃杀的社会沾上人气。这人气未必是好闻的。《厕所》里的老吴一天到公厕出清存货。八个坑四个有主儿，街坊邻居蹲坑之余聊将起来。事办完了才发现都没带纸。等着等着又来一个忘纸的家伙。大伙正一筹莫展，老吴突然站了起来。“老吴系好裤子，说，我的晾干了。”阿城世俗观最系统化的呈现，是在他《闲话闲说》及《威尼斯日记》二书中。
前者收纳阿城1987年至 1993年漫谈中国文化与小说的心得，后者则是他的世俗观的身体力行。从甲骨文、老子、孔子到《教坊记》、《太平广记》、《武林旧事》，从散曲话本《金瓶》、《红楼》到张爱玲、王安忆。千言万语，阿城的世俗可以归纳到一个“自为的空间” [4] 。这是一个浮世的空间，容得下男耕女织，可想也难清除男盗女娼；这也是一个花样百出的空间，“就是活生生的多重实在，岂是好坏兴亡所能剔分的。” [5] 而在《威尼斯日记》里，这一空间更可以是异国的、驿动的。阿城认为世俗是文明的源头活水，总为礼乐教化提供额外的出路。
我以为这一自为的世俗空间，与其说是结结实实的存在，更不如说是一种境界，两者之间有相辅相成的时候，也有格格不入的时候。阿城游走其间，未必完全说得清他的意向。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市井的匹夫匹妇也许充实了世俗的声光色相，但观察世俗并且指认其中的境界者，总少不了艺术工作者或更广义的“生活家”--的慧眼与中介。阿城于此，应有当仁不让的信念。而他也必然得要面对其中的吊诡：过分抬举世俗难免有刻意求工之嫌，过分牵就世俗也可能导致沆瀣一气的可能 [6] 。于是他提出了“观”世俗的必要与限制。世俗“其实是无观的自在”，总是超出观者的预料 [7] 。但“观者”的存在又是体现世俗的要径。如何静静旁观，而不制造世俗的大观奇观，是阿城的用心所在。
中国（共产）革命靠“普罗”“大众”起家，打一开始就志在结合民间力量，与庙堂相对抗，表现于文学艺术的，是对通俗文艺的利用，对“民族形式”的论辩。早在年毛泽东就提出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口号。到了年的延安讲话，他更阐明了文艺为群众服务的目的。这些观点当时引起绝大的反响，周扬肯定五四传统兼容并蓄的特质，或像林冰强调“民间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无非是同一光谱的两端 [8] 。（中共）革命文学一向渲染俚俗色彩，从早期的赵树理到“文革”的样板戏，莫不如是，可怪的是毛泽东时期的文艺工作者打着红旗反红旗，越是强调民间世俗，越是要将人民导向超凡人的阶段：“六亿神州尽舜尧”。诚如阿城调侃的，如果满街走的都是舜尧，这人生未免有点恐怖 [9] 。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也看出这其中的矛盾，近年大力提倡“还原民间”的看法。陈批判左翼新文学传统以降对民间文化的发扬及伤害，成为中国追求现代性的一大公案。对陈而言，“民间”的概念有三：（一）它是在国家权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相对的自由活泼形式；（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三）既然包括五花八门的小传统，它是精华与糟粕的综合，也必须拒绝单一价值判断 [10] 。这一民间概念（即使在供产统治最荒诞暴虐的时刻，仍不绝如缕，而且）渗透于主流价值中。而陈希望还原民间，视其为历史时空的新座标点（chronotope），以与权力阶层的“庙堂”，知识分子的“广场”相抗衡。
阿城的世俗观与陈思和的民间观有许多相互印证之处，代表世纪末文化热后大陆文人的又一立场。两者也都十分惊醒世俗或民间的流动性及暧昧性，无法总由理论落实。比较而言，陈更侧重“民间”对“庙堂”、“广场”的批判功能性，阿城则想像“世俗”与礼教的附会、嘲仿、及解构/建构关系。晚近的西方理论对类似命题也多有发挥，大抵而言，一派以“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和“公众空间”（public sphere）为线索，纵论现代社会建设过程中民意流通的能量及意义；一派以李菲伯（Lefebre）及席默而（Simmel）等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life）的不安、内爆及现代性的批判；一派以巴赫汀（Bakhrin）的嘉年华理论为基础，强调民俗肉身，下里巴人的救赎力量 [11] 。而因应后现代理论兴起，雅俗高下的界限，不断被戏弄穿刺，早年本雅明（Benjamin）的商场论（Passage Walk），或 70 年代桑戴克（Songlag）的假仙论（Camp），德博（de Bord）的“奇观论”（Spectacle）纷纷又被端出台面 [12] 。影响所及，流行文化研究成了学院的新宠之一。
面对这许多的立论，阿城“闲话”世俗，反而倒有了无心插柳之功。而他对当下论者的反应可能是：“你也来了？”。世俗如果成了口头禅，未免有画地自限之虞。17 世纪的吴敬梓嘲弄互相标榜的名土“雅得俗”。阿城可能在暗暗莞尔，今日之世的文人为俗而俗，并引以为雅，是为大俗 [13] 。追根究底，你我其实都不能脱俗，都在阿城的世界里，你唱罢来我登场。但这样的热闹，是元气，还是习气？话说回来，世与俗，甚至欺世与媚俗，有总比没有好。
世俗的抒情
阿城小说的文字平淡隽永，即使偶见机锋，也是点到为止，决不强作解人。“三王”小说中最动人的片段往往在于描写最委琐的生命时刻。像《棋王》中写王一生的吃相，早为读者津津乐道；《孩子王》中的教学场景，娓娓述来，自是活生生的启蒙新解。同样的乱世浮生，阿城与多数作家不同，总能别有所见，这些现象或是灵光乍现，或是荒谬突兀、或仅仅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即景，一经点染，立刻生动起来。
这样的写作知易行难，其实是需要功夫的，下文当再论及。可以在此强调的是，它也牵涉了一种睹物观情的位置，一种与人间世对话的方法。“抒情“一词未必恰当，尚庶几近之。抒情是个大题目，当然不能在此尽详。已故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Pruiak）在 20 世纪中曾提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两大特征，即是抒情化及史诗化。在普实克的定义里，晚清以降文人易诗为文，将以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传统，嫁接到说部文章的表达下。此与现代个人主义的兴起，主体的心理学化，以及人我关系的疏离感，都有互动关系，郁达夫、叶绍钧的作品即是好例子。而从左翼立场观之，普实克毋宁视此抒情倾向为过渡阶段。他更乐见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史诗化的努力。他所谓的“史诗”强调文学的历史功能，作家参与社会的必要，以及文学与革命实践的结合。一言以蔽之，化小我为大我 [14] 。
五四以后的文学发展，以“史诗”化为大宗，革命与启蒙之声不绝于耳。年以后的大陆文学，尤其将此命题，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三千里江山》到《保卫延安》，从《金光大道》到《艳阳天》，顾名思义，已可得见作品的庞大抱负。旅美学者王斑自其中看出一种“雄浑”（sublime） [15] 的美学，确是一针见血。王认为毛式雄浑大则大矣，却有其待价：“它是一套论述过程，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符号，一个‘身体’的堂皇意象，或是一个刺激人心的经验，足以让人脱胎换骨。”在其运作之下，“任何太有人味的关联--食欲、感觉、内欲、想像、恐惧、激情、色欲、自我的兴趣等--都被压抑或清除殆尽：所有人性的因素都被以暴力方式升华成超人，甚至非人的境地。”
毛泽东是诗人，而且是心向史诗的诗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正是舍我其谁。阿城成长于这样的文化氛围，却兀自琢磨出极不同的风格。他是 80 年代初重新将大陆文学导向抒情境界的作者之一，正与毛文体背道而驰。在这一方面，他其来有自，老作家汪曾祺的小说，成为他灵感的最大泉源 [16] 。汪曾祺在文革后重又崛起，意义深远，因为早在抗战期间他在西南联大曾师事沈从文。由此再向前推，从叶绍钧、周作人、废名、萧乾、凌叔华、何其芳、卞之琳，甚至胡兰成等人所汇集而成的诗歌、散文、小说风格，其实在年以前，已经形成一抒情传统。这些作者，不论出身及意识形态纠葛，率皆在“感时忧国”的主流论述以外，对现世人生投以有情眼光。相对于国族主义的号召，他们更专注地域的局部的（locality）人间烟火、文化痕迹，并求自其中找出启悟而非仅是启蒙的契机。我们谓这些作家为“京派”、“乡土”或“抒情”，其实不能克尽其意。他们藏有世故的一面，对生命的疾苦并未视而不见，但发诸文章，他们显然认为“呐喊”、“徬徨”毋须是必然的姿态 [17] 。在周作人、胡兰成的例子里，国家的兴亡、华族文化的绝续，与个人情趣的取予，竟然发生绝大冲突，他们成为叛国者 [18] 。而沈从文在新中国建立的关口试图自杀弃国，恰是另一极端表现 [19] 。他们都是“国家认同”这出世纪好戏的牺牲者，1949 年之后被斗争，被打入冷宫，也就可想而知了。阿城其生也晚，没能赶上三四十年代那段政治禁忌下，却也众声喧哗的时代。正因为他缺乏这一传承的自觉，他的作品反而透露新鲜的意味。比较起来，前辈作者虽然观照、书写人生百态，多数仍不脱矜持姿态。阿城的作品有“野气”。这不仅与他前半生的经历有关，也与他有意贯彻“礼不下庶人”的想法有关。由此形成的张力最为独特。他写“拴着鸡巴”下坑的矿夫；迎面撞上女子阴部的知青；在主席纪念堂顶上撒尿的建筑工；穿着肥料袋裤子的农民，大咧咧的百无禁忌。相对前此作家悲天悯人的包袱，他更趋向天地不仁，各自好了的视野。毛主席点数“风流人物”，阿城则将“风流”下放民间。《遍地风流》是山村泼妇高声“天骂”，以致为男女性器官的功能作出新解的风流（《天骂》）；是食量惊人的牧童，找不着老婆可以，却绝舍不得离开母牛的风流（《大胃》）；是干校掏粪的学员，加工细制，把粪掏得“轻轻软软”、“像肉松”、大风起兮“粪都在天上”的风流（《大风》）；是 60 年代故宫后山上遗下的各色保险套，“第二天就有孩子惊喜捡起，用嘴吹成透明长气球举在手上跑来跑去跑出公园回家到处炫耀”的风流（《故宫散韵》）。
而阿城抒情的极致处，不只在于容纳世俗欲望的千奇百怪，也更及于生命最凶险无情的时刻。早期的“三王”系列，各以“文革”中一种艰难处境为着眼点。知青下放的苦中作乐，山野村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卫树行动，或穷乡僻壤的朗朗书声，都是在现实环境的死角，化不可能为可能。在《遍地风流》里，阿城更进一步直视他的素材。《大门》里的红卫兵，肆意破坏一座古庙，好不得意；一年后“重回旧地，赫然发现一座庙门矗立在平野上，什么都没有了，连一块瓦一根木丝都不见了，只剩下这门，这个贴了封条的门”。黄河边上的小村，莽莽天地间，惟有一门矗立。这门开向文明的一晌繁华，还是文明的骤然劫毁？《夜路》里的知青以不怕鬼出名，还因此得到女伴青睐。未料女伴突然死去，知青自愿为她守尸。“天气热，尸体就胀，先是大肠发酵，肚子凸得像怀胎十月……天黑后，凉下来，腹中气流窜，肚子里吱吱乱响，气出喉管，（死者）就发出呻吟，好像还活着忍受病痛。”《火葬》里的干部暴毙，知青奉命烧尸，不得其法，死人“肚子爆了，油泼到知青的脸上，温温的”。之后他们就着火堆，“花生黄豆慢慢的烤吃”。花生黄豆原是用来助长火势，加速烧尸用的。这真是些令人无言以对的时刻。
阿城写来俨然写来无动于衷。我们不禁要问，在什么意义下，这样的情境也堪称抒情？传统抒情文学讲究温柔敦厚、情景交融。阿城却似乎要说在那些混沌岁月里，那里容得下这样的闲情逸致？惟有出入粗鄙的丑陋的角色，而且仍能参得其“情”，才是真正的情景交融。在这一方面，阿城的先行者不是别人，正是沈从文。
四十年代的作家，有多少因为困处在吃人礼教中，百难解脱，因此释放出阿城所说的“阴毒”之气 [20] 。沈从文的题材其实是“阴毒”的，但由他写来，竟然毒气尽消，想想沈的作品：《士兵》中守着老妻尸体，静听来往士兵说故事的老者；《贵生》中爱情不遂，愤而纵火的青年贵生；《丈夫》中默许妻子卖淫，而又油生莫名妒意的丈夫。还有《巧秀与冬生》中族群械斗、通奸偷情；《菜园》中革命杀戮、生离死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从来充满不义与血腥。然而作家竟能以谦卑心情，收纳种种人生变貌，没有批判，殊少滥情，反而托出生命中“不能已于言者”的神秘与深情。沈的《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写的是则不堪入目的尸恋故事，原有所本。在沈氏的笔下，却“失去了猥亵，转成神奇”。这是沈所谓生命的“神性”返照 [21] 。
到了阿城，他更宁肯连这点“神性”的寄托都摆在一边，转而作最素朴的白描。《遍地风流》的《遍地风流》一辑毕竟有山川风景的衬托；《彼时正年轻》一辑的内容再不忍卒读，也有年轻作为底色。是在《杂色》里，我们迫得承认人生不过如此。传奇或神奇褪尽，一把破提琴，一块豆腐，一双布鞋，或如前所述，一座茅房，提醒我们俗世无所不在的物质性。传统抒情美学咏物喻意，阿城探本还原显然别有所求，这是一大挑战。但我以为《遍地风流》的篇章嫌少，尚不足以完全凸显阿城的潜力。
世俗的技艺
阿城的小说读来如行云流水，仿佛不着一力，细看则颇有讲究。修辞遣字，是得实实在在造就出来的。阿城对文字风格的要求，可以见诸《闲话闲说》中的篇章。他对世俗文类如戏曲、小说的重视，对常情常理的刻画，已经可见尺度所在。他又最忌小说有“腔”，不论是寻根腔或伤痕腔都“引人发怵” [22] ，而在散文集《威尼斯日记》 [23] 中他写道：“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人世亦如此，无时无刻不聪明会叫人厌烦。”作文章与做人，对阿城而言，都要懂得大巧若拙的道理。这里的“巧”不意为机巧，而更近于技能。与以往抒情美学言为心声、诚中形外的说法，这似乎有些距离。但我以为阿城另有看法，他的自况身世，颇有“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感慨。生活的历练，使他必须经营所能，趋吉避凶。文章故为千古之事，但到底是种技艺，有它实在的因缘。让我掉弄书袋，进一步说明我的想法。海德格（Heidegger） [24] 曾说明技术（technology）观念的微妙意义。我们今天对技术的认知，多与其立竿见影的工具性（instrumenuiity）衔接；有用之谓也。海德格则提醒我们技术的希腊字源 techne，不仅指器械手艺，也更指经由人为媒介，由“无”中生“有”的过程--正因为慧心巧手使然，无从捉摸的天机得以为人所形构驾驭。现代器械、工具理性文明发展，如此“不可思议”，其实正把传统 techne 的潜能推向极致。相形之下，techne 原所蕴涵的“体现”大化，赋予形式的要义，反而隐而不彰。据此海德格探问，是否在“技术”蓬发的现代化进程里，仍能不滞不粘，保有一席之地；而他以为这一可能性显现于诗歌--或文学--的存在。
借题发挥，我要说中国革命的历程，尽管有其自觉自发的动机，终于建构成“无以名状的政治机器”，在这一机器里，人人都成为“螺丝钉”，相互衔合，绝不松懈。不论代价如何，“人定胜天”的目标说明一切，但问题在于就算人胜过天，人又将如之何？当由主体性的向往堕落成主体性的规格化，非人化，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现代化的“技术”出了差错。
阿城一辈作者在文革之后，踩着政治机器的碎片，经营一种文字手工业，因此别有意义。在《闲话闲说》中，阿城认为艺术起源于母系时代的巫，专职是沟通人神，而沟通人神，要心诚，也要有手段，“于是艺术来了，诵、歌、舞、韵的组合排列、色彩、圆形”。 [25] 所以艺术在巫的时代“初始应该是一种工具”。巫既专有所司，“可比我们现在的专业艺术家”。阿城有限度的同意马克思“艺术起源劳动”的说法，但也强调专业与先天素质的重要。“灵感契机人人都有一些，但将它们完成为艺术形态并且传下去，不断完善修改，应该是巫这种专业人士来做的。” [26] 这应是阿城艺术最明澈的告白。而他一面遥想巫的“工具性”，一面强调其沟通有无给予形式的神通，也正似前所谓 techne 的观念延伸。时至今日，我们也许少谈艺术与巫的沟通，但艺术的专业性仍是常见的话题。我认为在阿城的语境里，专业性说白了就是“做什么得像什么”。技与艺是分不开的。这一定义的技艺也许没有立竿见影的工具性，却在制定了人为，“人”与“为”的自主关系。从阿城的立场来看，写作作为一种文字手艺，应与世俗的其他技艺等量齐观。“三王”中的《棋王》是最明显的例子。知青下乡学习，原是一个宏大的教育/政治策略。然而深怀绝技的拾荒老人的出现，恰恰与国家鼓吹的政教体系唱出反调。老人的棋艺旷世难逢，但在现实世界中，他却是个捡破烂的。以往对《棋王》的评论多朝它的博大精深发展，我独以为阿城的用心是在棋艺之为小道、之为易学难精却又无用的技能。《树王》中的萧疙瘩以身殉树，不为别的宏观道理，只为他“知道”国家的自然政策（此路不通）。而《孩子王》中的学生，从最简单的文字开蒙，大地洪荒，于是重有了意义，这意义却与上面交待的任务多么不同。
在《遍地风流》中，我们更可看到阿城对技艺的好奇与敬重。他明白其中有一套庞大驳杂的知识体系，与正统格格不入。他写抻面条师傅如何的不忘旧恩（《抻面》）；跑江湖的老来如何说明“江湖”的要义（《江湖》）；做豆腐的如何靠着豆腐手艺与民国史共相始末（《豆腐》）；修补鞋的如何历经革命后仍然技痒难耐（《补鞋》）。《纵火》里的吴顺德别无所好，只会搜集人家看不起的东西，“文革”来了，他为了一张有青天白日国徽的月份牌坐立难安，最后一把火烧了所有家当。《唱片》里的赵衡生原来醉心京剧唱片，文革中搬运抄家物品，三搬两弄居然成了唱机专家，更不可思议的，你抄我捡，他对西洋音乐听出了门道。《提琴》中的老侯原来是个乡下木匠，因缘际会，学会了为洋人修乐器。文革中老侯可巧瞧见了他曾修过的一提琴，“琴面板已经没有了，所以像一把勺子，一个戴红袖箍的人也正拿它当勺盛着浆糊刷大字报。”对阿城而言，这些技艺妙手偶得，适足说明人间生活形式的自觉追求。雕虫小技，却使得生命在粗糙中得细致，无明中见光彩。也正因其没有实际的有效性，这类技艺为大叙述所忽视。记录这些技艺的得与失，阿城很愿意看作是小说家的本份吧。然而面对革命、国家、现代化大潮下的各种机械运作，techne 注定即生即灭。而阿城所作的，是遥想，搜集以往所闻所见的奇能异技；小说本身正是世俗技艺的传播者、集大成者。大陆的笔记小说曾经风靡一时，仿佛写多了大块文章，作家们又转向短小清淡的文类下功夫。其中的能手固然不少，但多半求余韵求境界，少有人能像阿城那般的关切技艺本身的问题。倒是隔海的张大春颇有与阿城相契合之处。张的《小说稗类》评论集一再以行家观点，剖白小说是怎么“做”出来的，如何需要自觉的经营，方才熟能生巧。张的小说集如《寻人启事》、《本事》等，也采用了答记形式、罗列见闻、蔚成大观。尤其《寻人启事》中对以往人事的追踪回味，不啻是阿城的《杂色》台湾版。但张大春更想一显他的“本事”，《本事》的想像上天入地，极尽炫丽奇妙之能事。如果阿城仍谨守已经纷然散去的文化记忆作为创作依凭，张大春更要玩耍一“纯属虚构”的历史游戏。两者立求雅俗并备。在与世俗打成一片的方法上，他们都堪称为当代华文文学界的“说故事人” [27] 。然而比诸张大春的多产，阿城的惜墨如金到底要让我们觉得若有所失。从上一本《棋王》在台湾问世，十五年已经过去了。《遍地风流》的多数作品也是成于阿城序中所记“彼时正年轻”的日子。阿城为何对写作如此散淡？是见好就收，还是因为“世俗”左右，另有寄托？还是蓄养元气，徐图大举？这些年他的注意力早已转移到其他艺术媒体上。在新世纪读阿城的作品，不禁使我们惊觉，好的文艺构想、创造，并不与时并进，日新又新。文明高潮的转折，世俗智慧的隐现，也都不是如此。也许对阿城而言，小说之为技艺，正有其该撒手就得撒手的时候吧？我不禁又想起了当年他成名作的《棋王》。身怀奇技的棋王不必总以绝招行走天下。凭着拾荒者的身份，他人弃我捡，眼光八方。他的绝技藏而不用，可能就此失传，但也可能一俟机会到了，才得传给有缘之人。
[1]见阿城《遍地风流》，自序（台北：麦田，2000）39 页。
[2]见陈炳汉等人对“三王”小说的评论，收入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台北：新地，1986）195~251 页。
[3]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见Haroctunian. Histary’Press.2000）。P54。[4]阿城：《闲话闲说》（台北：时报文化，1997）33 页。
[5]同上， 146 页。
[6]如阿城评读书人对世俗的把玩，成为媚俗，见同上，91 页。
[7]同上，107 页。
[8]见陈思和的讨论，《还原民间》（台北：三民，1997），81 页。
[9]阿城：《闲话闲说》，97 页。
[10]《还原民间》，84 页。
[11]“民间社会”及“公众空间”的观念，出于 Jurgen Habermas 的讨论，又见见 Haroowman 对 Simme 及 Lerebere 的解释。
[12]有关 Songtag 及 Benjam 的诠 释 极 多 。 可 参 见 如Culture （N.Y: Rortledge, 1994） PP77~120。
[13]见[6]。
[14] Jarusby Prusek, The Lyncal and the Epic ( Bloomington: Ln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pater 1-2
[15]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
[16]阿城对汪曾祺的讨论，见《闲话闲说》197 页。
[17]对京派作家的讨论，见如（Press,2001）。Parl Ⅱ[18]对周作人叛国行径与抒情意境的冲突。
[19]沈从文的自杀企图，见Jerhey Kinkley, The odayssy of Shen Congwen ( Sta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p. 267
[20]阿城：《闲话闲说》216 页。
[21]见我对沈从文的“神性”的讨论，Chinese Fictional Realism in 20 th Centena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 (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55.
[22]阿城：《闲话闲说》，204 页。
[23]阿城《威尼斯日记》（台北：麦田，1994），15 页。
[24]Martin Heidegger,“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n “Pootry Language：
“The Question Corceming Technology” York:Harper Colophon Books,1977）。又见周蕾对电影《孩子王》的讨论
[25]阿城《闲话闲说》，138 页。
[26]同上，14 页。
[27]这当然是Benjamin的观念, 见 Muminarions trans, Hany Zun (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9) p. 82~110.
自序
当下好看的书不少，这本书翻开来，却是三十年前的事，实在令人犹豫要不要翻一本旧帐。于是来作个自序，免得别人碍于情面说些好话，转过来读者鄙薄的是我。
"遍地风流""彼时正年轻"，及"杂色”里的一些，是我在乡下时无事所写。当时正年轻，真的是年轻，日间再累，一觉睡过来，又是一条好汉。还记得当年队上有小两口结婚，大家闹就闹到半夜，第二天天还没亮，新媳妇就跑到场上独自大声控诉新郎倌一夜搞了她八回，不知道是得意呢还是愤恨。队上的人都在屋里笑，新郎倌还不是天亮后扛个锄头上山，有说有笑地挖了一天的地？这就叫年轻。
年轻气盛，年轻自然气盛元气足。元气足，不免就狂。年轻的时候狂起来还算好看，二十五岁以后再狂，没人理了。孔子晚年有狂的时候，但他处的时代年轻。文章是状态的流露，年轻的时候当然就流露出年轻的状态。状态一过，就再也写不到了。所以现在来改那时的文章，难下笔，越描越枯，不如不改。状态原来是不可以欺负的，它任性之极，就是丑，也丑得有志气，不得不敬它。年轻有一个自觉处，就是学生腔，文艺腔。学生和文艺，都不讨厌，讨厌在套进腔里，以为有了腔就有了文艺。我是中学时从学生范文选"里觉得这一套的，当时气盛，认为文章不该这样写。那文章应该怎样写呢？不知道。教的又不愿学，学校好像白上了。
我永远要感谢的是旧书店。小时候见到的新中国淘汰的书真是多，古今中外都有，便宜，但还是没有一本买得起，就站着看。我想我的启蒙，是在旧书店完成的，后来与人聊天，逐渐意识到我与我的同龄人的文化构成不一样了。有了这个构成启蒙，心里才有点底。心里有底就会痒，上手一写，又泄气了。我就是带着这种又痒又泄气的状态去插队的。先是去山西雁北，同去者有黄其煦、龚继遂等五六个人。黄基煦是我的小学同学，又是邻居，龚继遂则是一起去时认识的，这两个朋友现在都在美国而有成就。在桑乾河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村里先来的是北京男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的知青，算得是北京中学里的精英吧。不过让我受益的是一个叫来运的高三学生，面容很像关云长，少言。离开山西前请教于他，他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是刺"。这个意思我受用到现在。
继之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同去的还是黄、龚等人，不过这次还有章立凡、刑红远、李恒久等十来个人。章立凡身长高大，面如脂玉，观之正是所谓玉树临风，在那个讲究穷讲究横的年代真是令人一愣。我父亲有一次从干校回家碰到立凡，将我叫到另外的屋里问"哪里冒出来的"，一脸的又惧又喜。再去的就是云南了。这次朋友中只有黄其煦，其他则是新朋友关乃 、孙良华、杨铁刚、张刚。关乃好书画金石，好相机，好音响，现在他手工制的"关氏"电子管扩大机，在香港颇有名气。其实关乃 的"关"，是满清皇族姓瓜尔加的汉转，扩大机的牌子不妨用原音字，好听，我见过"皇家牛肉面"的招牌，皇家人吃牛肉面吗？看来越是皇家越不贴皇家的金。孙良华好音乐，好电工，手里有一把音色奇好的捷克提琴。杨铁刚希望将来作曲。张刚则是职业革命家的坯子。
我在这里写到昔日的青春同路人，想想当时都才十多岁，额头都是透明放光的。在云南一呆就是十年，北京来的朋友们陆续回去北京。我因为父亲的问题，连个昆明艺校都考不进去，大学恢复高考，亦不动心，闲时写写画画。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过世，四月，我在外国电台里听到"四五"的消息。每日还是上山干活，风雨如故，地老天荒。六月，唐山大地震，我探亲回北京，火车进站，一个工人一路摇着一柄锤敲打车轮，忽听得他不知为何大骂"我肏他姥姥的"，很多年没有听到如此纯正的乡音了。九月，毛泽东过世，当天街巷皆有肃杀之气，我替父亲送点东西到前中央美院院长江丰先生家去，在巷口见他坐在矮凳上如老僧入定，说是居委会命他在此观察阶级敌人的活动，我说您自己不就是阶级敌人吗？老人不出声音地笑到眼泪流出来。
回云南到昆明的时候，正遇上王张江姚所谓"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激动。我在朋友家借宿，坐下来写"宠物"，写好了看看，再一次明确文学这件事情真不是随政治的变化而变化。
我习惯写短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是怕忘，反而现在不怕忘了。忘了的东西一定是记不住的东西，这是废话，不过废话若由经验得来，就有废话的用处。
看消息说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三十周年，有要纪念的意思。不过依我的经验，青春这件事，多的是恶。这种恶，来源于青春的盲目。盲目的恶，即本能的发散，好像老鼠的啃东西，好像猫发情时的搅扰，受扰者皆会有怒气。如果有所谓"知青文学"，应该是青春文学的一类，若是这样，知青这个类，也只有芒克的《野事》一部写得恰当吧。我们现在回头去看所谓"知青文学"，多是无奈，无奈是中年以后的事，与青春不搭边。再往回看到一九四九年，一路来竟无一篇与青春有关，只是些年轻时与政治意义的关系，与政治意义无关的青春，是不能入小说的，"知青小说"的致命伤，也在于此。而青春小说在中国，恕我直言，大概只有王朔的一篇《动物凶猛》，光是题目就已经够了。
青春难写，还在于写者要成熟到能感觉感觉。理会到感觉，写出来的不是感觉，而是理会。感觉到感觉，写出来才会是感觉。这个意思不玄，只是难理会得。编集旧东西，头皮要硬一些，硬着头皮才能将一些现在看来脸红的东西集在一起送去出版。
一九九八年年底
辑一：遍地风流
峡谷
山被直着劈开了，于是当中有七八里谷地。大约是那刀有些弯，结果谷地中央高出如许，愈近峡口，便愈低。
森森冷气漫出峡口，收掉一身黏汗。近着峡口，倒一株大树，连根拔起，似谷里出了什么不测之事，把大树唬得跑，一跤仰翻在那里。峡顶一线蓝天，深得令人不敢久看。一只鹰在空中移来移去。
峭壁上草木不甚生长，石头生铁般锈着。一块巨石和百十块斗大石头，昏死在峡壁根，一动不动。巨石上伏两只四脚蛇，眼睛眨也不眨，只偶尔吐一下舌芯子，与石头赛呆。因有人在峡中走，壁上时时落下些许小石，声音左右荡着升上去。那鹰却忽地不见去向。
顺路上去，有三五人家在高处。临路立一幢石屋，门开着，却像睡觉的人。门口一幅布旗静静垂着。愈近人家，便有稀松的石板垫路。中午的阳光慢慢挤进峡谷，阴气浮开，地气熏上来，石板有些颤。似乎有了噪音，细听却什么也不响。忍不住干咳一两声，总是自讨没趣。一世界都静着，不要谁来多舌。
走近了，方才辨出布旗上有个藏文字，布色已经晒退，字色也相去不远，随旗沉甸甸地垂着。
忽然峡谷中有一点异响，却不辨来源。往身后寻去，只见来路的峡口有一匹马负一条汉，直腿走来。那马腿移得极密，蹄子踏在土路上，闷闷响成一团。骑手侧着身，并不上下颠。
愈来愈近，一到上坡，马慢下来。骑手轻轻一夹，马上了石板，蹄铁连珠般脆响。马一耸一耸向上走，骑手就一坐一坐随它。蹄声在峡谷中回转，又响又高。那只鹰又出现了，慢慢移来移去。
骑手走过眼前，结结实实一脸黑肉，直鼻紧嘴，细眼高颧，眉睫似漆。皮袍裹在身上，胸微敞，露出油灰布衣。手隐在袖中，并不拽缰。藏靴上一层细土，脚尖直翘着。眼睛遇着了，脸一短，肉横着默默一笑，随即复原，似乎咔嚓一响。马直走上去，屁股锦缎一样闪着。到了布旗下，骑手俯身移下马，将缰绳缚在门前木桩上。马平了脖子立着，甩一甩尾巴，曲一曲前蹄，倒换一下后腿。骑手望望门，那门不算大，骑手似乎比门宽着许多，可拐着腿，左右一晃，竟进去了。屋里极暗，不辨大小。慢慢就看出两张粗木桌子，三四把长凳，墙里一条木柜。木柜后面一个肥脸汉子，两眼陷进肉里，渗不出光，双肘支在柜上，似在瞌睡。骑手走近柜台，也不说话，只伸手从胸口掏进去，捉出几张纸币，撒在柜上。肥汉也不瞧那钱，转身进了里屋，少顷拿出一大木碗干肉，一副筷，放在骑手面前的木桌上，又回去舀来一碗酒，顺手把钱划到柜里。
骑手喝一口酒，用袖擦一下嘴。又摸出刀割肉，将肉丢进嘴里，脸上凸起，腮紧紧一缩，又紧紧一缩，就咽了。把帽摘了，放在桌上，一头鬈发沉甸甸慢慢松开。手掌在桌上划一划，就有嚓嚓的声音。手指扇一样散着，一般长短，并不拢。肥汉又端出一碗汤来，放在桌上冒气。
一刻工夫，一碗肉已不见。骑手将嘴啃进酒碗里，一仰头，喉节猛一缩，又缓缓移下来，并不出长气，就喝汤。一时满屋都是喉咙响。不多时，骑手立起身，把帽捏在手里，脸上蒸出一团热气，向肥汉微微一咧嘴，晃出门外。肥汉梦一样呆着。
阳光又移出峡谷，风又窜来窜去。布旗上下扭着动。马鬃飘起来，马打了一串响鼻。骑手戴上帽子，正一正，解下缰绳，马就踏起四蹄。骑手翻上去，紧一紧皮袍，用腿一夹，峡谷里响起一片脆响，不多时又闷闷响成一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耳朵一直支着，不信蹄声竟没有了，许久才辨出风声和布旗的响动。
溜索
不信这声音就是怒江。首领也不多说，用小腿磕一下马。马却更觉迟疑，牛们也慢下来。一只大鹰旋了半圈，忽然一歪身，扎进山那册的声音里。马帮像是得到信号，都止住了。汉子全不说话，纷纷翻下马来，走到牛队的前后，猛发一声喊，连珠脆骂，拳打脚踢。铃铛们又慌慌响起来，马帮如极稠的粥，慢慢流向那个山口。
一个钟头之前就感闻到这隐隐闷雷，初不在意，值当是百里之外天公浇地。雷总不停，才渐渐生疑，懒懒问了一句。首领也只懒懒说是怒江，要过溜索了。
山不高，口极狭，仅容得一个半牛过去。不由捏紧了心，准备一睹气贯滇西的那江，却不料转出山口，依然是闷闷的雷。心下大感，见前边牛们死也不肯再走，就下马向岸前移去。行到岸边，抽一口气，腿子抖起来，如牛一般，不敢再往前动半步。
万丈绝壁飞快垂下去，马帮原来就在这壁顶上。转了多半日，总觉山低风冷，却不料一直是在万丈之处盘桓。
怒江自西北天际亮而来，深远似涓涓细流，隐隐喧声腾上来，着一派森气。俯望那江，蓦地心中一颤，惨叫一声。急转身，却什么也没有，只是再不敢轻易向下探视。叫声漫开，撞了对面的壁，又远远荡回来。
首领稳稳坐在马上，笑一笑。那马平时并不觉雄壮，此时却静立如伟人，晃一晃头，鬃飘起来。首领眼睛细成一道缝，先望望天，满脸冷光一闪，又俯身看峡，腮上绷出筋来。汉子们咦咦喂喂地吼起来，停一刻，又吼着撞那回声。声音旋起来，缓缓落下峡去。
牛铃如击在心上，一步一响，马帮向横在峡上的一根索子颤颤移去。
那索似有千钧之力，扯住两岸石壁，谁也动弹不得，仿佛再有锱铢之力加在上面，不是山倾，就是索崩。
首领缓缓移下马，拐着腿走到索前，举手敲一敲那索，索一动不动。首领瞟一眼汉子们。汉子们早蹲在一边吃烟。只有一个精瘦短小的汉子扎起来，向峡下弹出一截纸烟，飘飘悠悠，不见去向。瘦小汉子迈着一双细腿，走到索前，从索头扯出一个竹子折的角框，只一跃，腿已入套。脚一用力，飞身离岸，嗖地一下小过去，却发现他腰上还牵一根绳，一端在索头，另一端如带一缕黑烟，弯弯划过峡顶。那只大鹰在瘦小汉子身下十余丈处移来移去，翅膀尖上几根羽毛被风吹得抖。 再看时，瘦小汉子已到索子向上弯的地方，悄没声地反着倒手拔索，横在索下的绳也一抖一抖地长出去。 大家正睁着眼望，对岸一个黑点早停在壁上。不一刻，一个长音飘过来，绳子抖了几抖。又一个汉子扎起来，拍拍屁股，抖一抖裤裆，笑一声：“狗日的！”
三条汉子一个一个小过去。首领哑声说道：“可还歇？”余下的汉子们漫声应到：“不消。”纷纷走到牛队里卸驮子。牛们早卧在地下，两眼哀哀地慢慢眨。两个汉子拽起一条牛，骂着赶到索头。那牛软下去，淌出两滴泪，大眼失了神，皮肉开始抖起来。汉子们缚了它的四蹄，挂在角框上，又将绳扣住框，发一声喊，猛力一推。牛嘴咧开，叫不出声，皮肉抖得模糊一层，屎尿尽数撒泄，飞起多高，又纷纷扬扬，星散坠下峡去。过了索子一多半，那边的汉子们用力飞快地收绳，牛倒垂着，升到对岸。这边的牛们都哀哀地叫着，汉子们并不理会，仍一头一头推过去。牛们如商量好的，不例外都是一路屎尿，皮肉疯了一样抖。之后是运驮子，就玩一般了。这岸的汉子们也一个接一个飞身小过去。
战战兢兢跨上角框，首领吼一声：“往下看不得，命在天上！”猛一送，只觉耳边生风，聋了一般，任什么也听不见，僵着脖颈盯住天，倒像俯身看海。那海慢慢一旋，无波无浪，却深得令人眼呆，又透远得欲呕。自觉慢了一下，急忙伸手在索上向身后拔去。这索由十几股竹皮扭绞而成，磨得赛刀。手划出血来，黏黏的反倒抓得紧索。手一松开，撕得钻心一疼，不及多想，赶紧倒上去抓住。渐渐就有血溅到唇上、鼻子，自然顾不到，命在天上。猛然耳边有人笑：“莫抓住鸡巴不撒手，看脚底板！”方才觉出已到索头，几个汉子笑着在吃烟，眼纹一直扯到耳边。慎慎地下来，腿子抖得站不住，脚倒像生下来第一遭知道世界上还有土地，亲亲热热跺几下。小肚子胀得紧，阳物酥酥的，像有尿，却不敢撒，生怕走了气再也立不住了。眼珠涩涩的，使劲挤一下，端着两手，不敢放下。猛听得空中一声唿哨，尖得直入脑髓，腰背颤一下。回身却见首领早已飞到索头，抽身跃下，拐着腿弹一弹，走到汉子们跟前。有人递过一支烟，嚓地一声点好。烟浓浓地在首领脸前聚了一下，又忽地被风吹散，扬起数点火星。
牛马们还卧在地下，皮肉乱抖，半个钟头立不不起来。首领与两个汉子走到绝壁前，扯下裤腰，弯弯地撒出一道尿，落下不到几尺，就被风吹得散开，顺峡向东南飘走。万丈下的怒江，倒像是一股尿水，细细流着。那鹰斜移着，忽然一栽身，射到壁上，顷刻又非起来，翅膀一鼓一鼓地扇动。首领把裤腰塞紧，曲着眼望那鹰，抖一抖裆，说：“蛇？”几个汉子也望那鹰，都说：“是呢，蛇。”
牛们终于又上了驮，铃铛朗朗响着，急急地要离开这里。上得马上，才觉出一身黏汗，风吹得身子抖起来。手掌向上托着，寻思几时才能有水洗一洗血肉。顺风扩一扩腮，出一口长起，又觉出闷雷原来一直响着。俯在马上再看怒江，干干地咽一咽，寻不着那鹰。
洗澡
中午的太阳极辣，烫得脸缩着。半天的云前仰后合，被风赶着跑，于是草原上一片一片地暗下去，又一片一片地亮起来。我已脱下衣服，前后上下搔了许久。阳光照在肉上，搔过的地方便一条一条地热。云暗过来，凉风拂起一身鸡皮疙瘩，不敢下水。这河大约只能算作溪，不宽，不深，绿绿地流过去。牧草早长到小腿深，身上也已经出过两个月的汗，垢都浸得软软的，于是时时把手伸进衣服里，慢慢将它们集合成长条。春风过去两个月，便能在阳光下扒光衬衣裤，细细搜捡着虱子们。
远远有一骑手缓缓而来，人不急，马更不急，于是有歌声沿草冈漫开。凡开阔之地的民族，语言必像音乐。但歌声并无词句，只是哦哦地起伏着旋律，似乎不承认草原比歌声更远。
骑手走近了，很阔的一个脸，挺一挺腰，翻下马来，又牵着马，慢慢走到河边，任马去饮。骑手看看我，说：“热得很！”我也说：“热得很。”他又问：“要洗澡？“我说：“要洗澡。”他一边解开红围腰，一边说：“好得很！好得很！”骑手将围腰扔在草上，红红的烫眼睛。他又脱下袍子，一扔，压在围腰上。围腰还是露出一截，跳跳的。骑手把衣服都脱了，阳光下，如一块脏玉，宽宽的一身肉，屁股有些短，腿弯弯的站在岸边，用力地搔身上。他又问：“洗澡？”我说：“洗澡。”他就双手拍着胸，向水里蹚去。水没到小腿的一半。忽然他大吼一声，身子一倾，扑进水里。水花惊跳起来，出一片响声。不待水花落下去，他早又在水里翻过身来，双手挖水泼自己，嘴里嗬嗬地叫着。
我站起来，也不由用手拍着胸腹，伸脚向水里探去，但立刻觉得小肚子紧起来。终于是要洗，不能管凉，慎慎地往下走。冷不防身上火烫也似凉得抖一下，原来骑手在用力挖水泼过来。我脚下一个不稳，跌到水里。水还糊住眼睛，就听得骑手在嗬嗬大叫。待抹掉脸上的水，见骑手埋在水里，只露一张阔脸在笑。我说：“啊！凉得很！”骑手说：“凉得很！”我急忙用手使劲搓胸前，脸上，腿下，又仰倒在水里。水激得胸紧紧的，喘不出大口的气。天上的云稳稳地快跑。骑手又哦哦地唱起歌，只是节奏随双手的动作在变，一会儿双手又随歌的节奏在搓。他撅起屁股，把头顶浸到水里，叉开手指到头发里抓，歌声就从两腿间传出来。抓完头，他又叉开腿，很仔细地洗下面的东西，发现我在看他，很高兴地大声说：“干净得很！”我也周身仔细地搓，之后站起来。风吹过，浑身抖着，腮僵得硬硬的，缩缩地看一看草原。
忽然发现云前有一块黄，惊得大叫一声，返身扑进水里。骑手看看我，我把手臂伸出去一指。对岸一个女子骑在马上，宽宽的一张脸，眼睛很细，不动地望着我们。骑手看到了她，并不惊慌，把手在胸前抹一抹，阔脸放出光来，向那女子用蒙语问，意思大约是：没有见过吗？那女子仍静静跨在马上，隐隐有一些笑意。骑手弯下腰去掬一些水，举到肩上松开手，身上沿着起伏处亮亮地闪起来。那女子说话了，用蒙语，意思大约是：这另外一个人是跌倒了吗？骑手嗬嗬笑了，说：“汉人的东西和我的不一样，他恐怕吓着你！”
我分明感到那女子向我盯住看，不由更向水里缩下去。那女子又向骑手说了： “你很好。”骑手一下子得意得不行，伸开两条胳膊舞了一下，又叭叭地拍着胸膛，很快地说：“草原大得很，白云美得很，男子应该像最好的马，”他的声音忽然轻柔极了，只有蒙语才能这样又轻又快又柔：“你懂得草原。”那女子向远处望了一下，胯下的马在原地倒换了一下蹄子。她也极快地说：“草原大得孤独，白云美得忧愁，我不知道是不是碰到了最好的马，也许我还没有走遍草原。”骑手呆住了，慢侵低下头去看河水。那女子声音极高地吆了一下马，马慢慢地摆着屁服离开河边跑去。骑手拾起头来，好像在看天上的河水，忽然猛猛地甩甩头发，走到岸上，很快地把衣服穿起来。又一边慢慢裹着围腰，一边看着远去的黄头巾。骑手一摇一摇地去牵走远了的马，唱起歌来，那大致的意思是：
最好的马在呼伦贝尔
马儿在呼伦贝尔最好
因为呼伦贝尔草原最好
最好的马在呼伦贝尔
马儿在呼伦贝尔最好
因为呼伦贝尔骑手最好
马儿跑遍草原
女人走遍草原
但在呼伦贝尔草原停下来
马儿停在这里
女人留在这里
成吉思汗的骑手从这里开拔
那女子走很极远了，停下来。骑手一直在望着她，于是飞快地翻上马去，紧紧勒住皮缰，马急急地刨几下蹄子。骑手猛一松缰，那马就箭一样笔直地跑进河里，水扇一样分开。马又一跃到对面岸上，飞一样从草上飘过去。阳光明晃晃地从云中垂下来，燃着了草冈上一块红的火，一块黄的火。
雪山
太阳一沉，下去了。众山都松了一口气。天依然亮，森林却暗了。路自然开始模糊，心于是提起来，贼贼地寻视着，却不能定下来在哪里宿。
急急忙忙，犹犹豫豫，又走了许久，路明明还可分辨，一抬头，天却黑了，杂侃路，灰不可辩，吃了一惊。
于是摸到一株大树下，用脚蹚一蹚，将包放下。把烟与火柴摸出来，各抽出一支，正待点，想一想，先收起来。俯身将草拢来，择干的聚一小团，又去寻大些的枝，集来罩在上面。再将火柴取出，试一试，划下去。硫火一窜，急忙拢住，火却忽然一缩，屏住气望，终于静静地燃大。手映得透明，极恭敬地献给干草，草却随便地着了，又燃着枝，噼噼啪啪。顾不上高兴，急忙在影中四下望，抢些大枝，架在火上。
火光映出丈远，远远又寻些干柴。这才坐下，抽一枝燃柴，举来点烟。火烤的头发一响，烟也着了。烟在腔子里胀胀的，待有些痛，才放它们出来，急急的没有踪影，一尺多远才现出散乱，扭着上去。那火说说笑笑，互相招惹着，令人眼呆。渐渐觉出尴尬，如看别人聚会，去总也找不出理由加入，于是闷闷地自己想。
雪山是应该见到了，见到了，那事才可以开始。还没有见到，终于集了脑中的画面，一页一页的翻，又无非是白的雪，蓝的天，生不出其他新鲜，还不如眼前的火有趣，于是看火。火中开始有白灰，转着飘上去，又做之字形荡下来。咔嚓一声，燃透的枝塌下来，再慢慢的移动。有风，火便小吼，暗一暗，再亮一亮，又暗一暗。柴又一塌，醒悟了，缓缓压上几枝，有青烟钻出来，却又叭的一声，不知哪里在爆。
依然不能加入火，渐渐悟到，距离的友谊，也令人不舍与向往。心里慢慢宽起来，昏昏的就想睡。侧身将塑料布摊开，躺上去，一滚，把自己包了。
时时中觉出火的集会渐渐散去，勉强看看，小小的一点红，只剩一个醉汉的光景。是梦非梦，又是白的雪，蓝的天，说不清的遥远。有水流进来，刚明白是雾沉下来，就什么也不再知觉。
梦中突然见到一块粉红，如音响般，持续而渐强，强到令人惊慌，以为不祥，却又无力闪避，自己迫自己大叫。
却真的听见自己大叫，真的觉到塑料布在脸上，急忙扯开，粉红更亮，天地间却静着，原来非梦，只是混沌中不理知那粉红就是晨光中的山顶。痴痴的望着，脑中渐渐浸出凉与热，不能言语。山顶是雪。
湖底
后半夜，人来叫，都起了。摸摸索索，正找不着裤子，有人开了灯，晃得不行。浑身刺痒，就横着竖着斜着挠。都挠，咔哧咔哧的。说，你说今儿打得着吗？打得着，那鱼海了去了。听说有这么长。可不，晾干了还有三斤呢。闹好了，每人能分小二百，吃去吧。人又来催。门一开，凉得紧，都叫，关上关上！快点儿快点儿，人家司机不等。这就来，也得叫人穿上裤子呀！穿什么裤子，光着吧，到那儿也是脱，怎么也是脱。
不但裤子穿上了，什么都得穿上，大板儿皮袄一裹，一个一个地出去，好像羊竖着走。凉气一下就麻了头皮，捂上帽子，只剩一张脸没有知觉。一吸气，肺头子冰得疼。真冷。玩儿命啊。吃点子鱼，你看这罪受的。都说着，都上了车。车发动着，呼地一下蹿出去，都摔在网上了，都笑，都骂，都不起来，说，躺着吧。
草原冻得黑黑的，天地黑得冷，没有一个星星不哆嗦。就不看星星，省得心里冷。骑马走着挺平的道儿，车却跑得上上下下。都忍着说，颠着暖和。天却总也不亮，都问，快到了吧？别是迷了。
车也不说一声儿，一下停住。都滚到前头去了。互相推着起来，都四面望，都说，哪儿哪？怎么瞅不见呀？车大灯亮了，都叫起来，那不是！
草原不知怎么就和水接上了。灯柱子里有雾气，瞅不远。都在车上抓渔网，胡乱往下扔。扔了半天，扔完了。都往下跳，一着地，嗬，脚腕没知觉，跺，都跺，响成一片。车转了个向，灯照着网。都择，择成一长条，三十多米，一头拴在车头右边。刚还黑着，一下就能看见了，都抬头，天麻麻亮。都说，刚才还黑着呢。
先拢起一堆火。都伸出手，手心翻手背，攥起来搓，再伸出去，手背翻手心，摸摸脸，鼻头没知觉。都瞅水。
说是湖，真大，没边儿。湖面比天亮着几成。怪了，还没结冰。都说，该结了，怎么还没结呢？早呢，白天还暖和呢，就是晚上结了，白天也得化。这才刚立秋。刚立秋就这么冷。后半夜冷。关外不比关里。北京？北京立秋还下水游泳呢！霜冻差不多了，霜冻也没这疙冷。
酒拿出来了，说，都喝。喝热了，下水。火不能烤了，再烤一会儿离不了，谁也不愿下了，别烤了，别烤了。都离开了，酒传着喝。天一截比一截亮。湖纹丝不动。
都甩了大羊皮袄，缩头缩脑地解袄扣子。绒衫不脱，脱裤子。都赶紧用手搓屁股，搓大腿，搓腿肚子，咔哧咔哧的。搓热了，搓麻了，手都搓烫了，指尖还冰凉。都佝着腰，一人提一截网，一长串儿，往水里走。
都嚷，这水真烫啊！要不鱼冻不死呢，敢情水里暖和。你说人也是，咋不学学鱼呢？嘿，人要学了鱼，赶明儿可就是鱼打人了。把人网上来，开膛，煺毛，抹上盐，晾干了，男人女人堆一块儿，鱼穿着袄，喝着酒，一筷子一筷子吃人，有熏人，有蒸人，有红烧人，有人汤。
都笑着，都哆嗦着，渐渐往深里走。水一圈儿一圈儿顺腿凉上来。最凉是小肚子，一到这儿，都吆喝。
水是真清。水底灰黄灰黄的。脚碰到了，都嚷，嘿，踩着了！懒婆娘似的，天都亮了，还不起！别嚷别嚷，鱼一会儿跑了。
网头开始往回兜，围了一大片。人渐渐又走高了，水一点一点浅下去。水顺着腿往下流，屁股上闪亮闪亮的。都叫，快！快！冻得老子顶不住了！
天已大亮，网两头都拴在车头后面。司机说，好了没有？都说，好了好了，就看你的了！
半天没动静。司机一推门，跳下来，骂，妈的，冻上了，这下可毁了！都光着屁股问，拿火烤烤吧？
司机不说话，拿出摇把摇。还是不行，就直起腰来擦一下头。都在心里说，嘿，这小子还出汗了。
司机的胳膊停在脑门上，不动，呆呆的。都奇怪了。心里猛地一下，都回过头去。一疙瘩红炭，远远的，无声无息，一蹿，大了一点儿。屁股上都有了感觉。那红炭又一蹿，又大了一点，天上渗出血来。都噤声不得，心跳得咚咚的，都互相听得见，都说不出。
还站在水里的都一哆嗦，喉咙里乱动。听见那怪怪的声音，岸上的都向水里跑。湖水颤动起来，让人眼晕，呆呆地看着水底。灰黄色裂开亿万条缝，向水面升上来。都是鱼。
辑二：彼时正年轻
天骂
太行山隔成山东山西，黄河断开河南河北。
山东河北河南乃川地，可车马疾驰，古久兵来将往。近代通火车，哐哐哐哐。开得人昏昏欲睡。
太行以西，山西陕西甘肃青海，一台高过一台，至昆仑，古人说是天上，有瑶池，住西王母。诗人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因此，要登天，太行是第一阶。鲁地的泰山，只是平川里祭天的小台子吧。
王小燕插队到吴村，早上起来，开门见山，心里觉得太行真是妩媚。无非是石头，却有石头的样子，无非是山，却觉得是真山。山头常有大平地，地边塌了，石头滚很远，留在谷底，好像是山头的远房亲戚。有豹子，眯着眼看看太阳，静静地走。有野雉，妖妖娆娆，飞不远，落下去，却和山色混起来，找不见了。有十几只羊，后头跟着个穿羊皮的人。地里的活计很杂，东一小片谷，西一小片粟，常常锄了几十棵苞米的草，就肩着锄，弯弯曲曲走好远，再锄十几棵苞米的草。一天下来，说不上是累，还是不累。糖在炕上，手麻麻的，脚热热的，胯痠痠的，炕硬硬的，把屁股压得扁扁的，于是翻身，腰又弯弯的。坐起来，走出去，天黑黑的，一股热石头味儿。
回到屋里，点上油灯，翻来找去，没有什么可看的。于是看灯，看灯火苗儿上的一缕烟，飘飘渺渺。忽然房东不知在什麽地方说，姑娘，油贵哩，早些息下吧。
小燕就息下了，做各种各样的梦。懵懂里听得鸡叫，鸡叫就鸡叫吧，又困过去。懵懂里又听得鸡叫，听听，房东在烧灶，噼噼啪啪，心里明白是早上了。睁开眼躺着，却听出来不是鸡叫，是个婆姨在远远地高声叫。叫的什么，小燕听不懂。小燕起来，抹了脸，知道这里水金贵，没有敢刷牙，心里预备着没人的时候再刷牙。坐下来，和房东老两口吃东西，无非是苞谷。杨树叶在水里泡了一年，酸酸的，很苦，捞在碗里下饭。以为像城里小铺子卖的橄榄，嚼嚼就会回甜，于是低下头嚼，很久很久，还是苦的，只得咽了。抬起头来，房东在笑，说，城里那多粮，怎就养不下个姑娘，来这搭受？小燕欲讲在教育的道理，想想，问，这是谁在叫什么，好半天了？房东听听，夹了一著杨树叶放在嘴里嚼，说，嗐，吴黑狗家的丢了扫帚，在天骂哩，中晌扫帚就回来了。原来若谁家丢了什么少了什么，或有何事故怨屈，则当家的女人就到房上扯开喉咙吼，诅天咒地，气势雄浑，指斥爹娘，具体入微，被诅咒者受不了这天骂，只得将拂去之物悄悄还回。
小燕于是凡有天骂便仔细听，渐渐也懂了男女之事，因为天骂的菁华，无非是详细描述人体器官及其功能，上至祖先，下及孙儿，所谓诅咒，无非是器官的功能不得顺利发挥，或没有结果，或很困难，或，等等等等。小燕亦反而明白了许多生活禁忌，例如来信后不可冷水浸脚，因为天骂讲了让你来信歪在沟沟里，脚折屄涩肚腹痛；例如不可腹背式媾和，因为天骂讲了产下儿孙是猪狗，这一条小燕倒不太相信，怎么会呢？无非骂人是猪狗。
小燕有一次想到若自己到房顶去骂，可会如此嘹亮，如此机智，如此富于想象，如此经验老到，如此气吞太行，如此妩媚？小燕后来在村里嫁汉生子，早晨起来，、生火造饭，听着谁家女人在屋顶主持现场广播，任灶膛的火光在脸上撩来撩去，默默地等待自己于太行山的第一次天骂。
小玉
温小玉，一九六八年的时候十六岁。人长的平常，满街走的都是和小玉差不多的女孩，所以小玉并不显得特殊。
只有认识小玉的人，才会在街上对也认识小玉的人说，瞧，那人长的多象小玉。听到这话的人会仔细看那个象小玉而不是小玉的女孩子，说，是挺象的。或者说，不象不象，差远了去了，小玉那股劲儿！
小玉显得有点傻，跟她说话的人一般都不认为她听懂了别人话里的意思，所以闹误会的总是别人。
小玉虽然显得有点傻，可是不楞，也不呆。只是显得有点傻。同年龄的男孩子说到小玉，总要显出一幅大人样，说，小玉那个傻劲真难拿。可是男生孩子们总是慌慌张张找些理由去小玉那里，或者说话很粗鲁，或者讲一条极秘密的政治消息，或者痛骂某某某，再或者，搬弄人生或者哲学。种种或者，都不能让小玉显得聪明起来，男孩子们都对自己得到了什么疑神疑鬼。
那年冬天，学校的布告公布了插队的地点，大家在小玉那里议论，山西之后是陕西。陕西之后呢，看来是甘肃，趋势是离北京越来越远，反正是得插队，再不决定，后悔莫及。小玉说，我已经报名了。屋里人都啊了一声，之后是劝，说，陕北可苦啊。小玉说，那怎么办呢？有人用疑问句劝了，说，那你的琴怎么办呢？
小玉弹钢琴。
小玉弹起琴来也是有点傻，好象是东摸摸，西碰碰，可是意思就是摸摸碰碰出来了。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出来的。有人说，那哪里是弹钢琴，这就是摸你的脑袋嘛。大家就骂，认为比喻的真俗，怎么是摸脑袋呢？应该是摸心。又有人骂，真肉麻。问小玉，小玉说，琴键光光滑滑的，不信你们摸。
小玉的父母都是在六六年死去的。小玉一家原来住一个单元，于是搬进来两家，占了两间，小玉住一间。这一间容的下一个琴，就再容不下一张床了。人来了，顺着墙角坐，或者就站着。小玉是睡在琴上面的，所以小玉弹琴，常常是盯着被面上的小素花。另外的两家很烦小玉弹琴，可是看着进进出出一脸青春痘的半大小子们，不敢说什么，只是奇怪那么小的房间怎么容的下那么多人。
很多人来帮小玉来打行李，小玉非要把琴带到村儿里去，琴要拆开，分装成四件。火车到了西安，行李换到汽车上，汽车到了铜川，行李换到马车上，马车到了县里，行李换到牛车上，到了公社，就是村里的人来扛了。村里的人闲小玉的行李沉，知识青年说，这是抽水机。村离公社五十里，一伙人在沟里走，十冬腊月，扛琴的人汗在脸上冻成冰碴。小玉说，我不要了，扔了吧。村里人说，抽水机是金贵东西，咱村没电，等日后有了电，好大的用场，咋敢就扔了？小玉说，那是琴，扔了吧。村里人没见过这么大的琴，愈发要扛回去。琴没有装起来，因为螺钉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拉弦的钢板靠在队部的墙上，村里的小孩子用小石头子扔，若打中了，嗡的一声，响好久。
兔子
我认识李意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兔子”。
我们都是十七岁，他小我七个月。我们后来插队在同一个村，五个男知青同睡一个炕，晚上挤在一起，之间隔着两个人的被。
冬天活计少，晚上又无聊，大家就讲故事。讲什么呢？讲爱情的吧。于是讲各种奇怪的爱情和千篇一律的爱情。
其实倒也不觉得爱情是千篇一律的，原因是炕边上有一盏油灯。古来的故事都是在油灯边上讲的，所以油灯于故事功莫大焉。很平庸的故事，油灯下讲，就都活动无边。第二天，太阳底下想起来，停锄大骂。
有一天，故事讲到一半，一个人出去解手。正在窗外哗哗着，忽听到有女人的声音，原来是住在隔壁的女生，问，你们干什么呢？解手的人说，没事儿，瞎讲故事。女生说，那我们能听吗？解手的人说，嗯，我问问。进来一问，都说行啊来吧。正收拾着炕上，呼啦进来五个女生，进来就四下看，好像有东西丢在这里，又不好意思说。
女生一进来，男生的爱情故事就不好讲了。女生催，李意说，咱们讲奇怪的吧。讲奇怪的我最拿手，于是就讲了一个。说是万历年间，皇帝有天闲得慌，就叫太监讲个故事来解闷儿。太监说，“一个太监”，之后半天不说话。皇帝奇怪了，问，下边呢？太监说，没有啦。大家都瞪着我，我也半天不说话。女生性急，问，后头呢？我说，后头长尾巴了。大家就乱笑乱骂，气氛活跃起来。气氛一活跃，故事就来了。讲故事最怕人瞪着你，很诚恳地说，听说你会讲故事，讲一个吧。活跃是活跃了，男生女生初在一起还是不习惯讲爱情故事，于是一个女生突然压低了声音说，告诉你们，我们院儿啊，有个女的，你们猜怎么着，她和一个女的好。
大家都一愣，说，那怎么了？这个女生说，嗐，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她和那女的那个……油灯，我说过了，油灯于故事功莫大焉，大家都明白了。于是这一晚上就是那个了。这真是巧妙的一晚上，籍着同性故事的那个，渗透异性的那个。鸡叫头遍了，女生们困脸上两眼贼亮，说，我们得回去了，明天我们带点儿灯油来，别老用你们的。才一个晚上，就已经“老”了。男生这边开着“老”的玩笑，各怀鬼胎，纷纷钻进被窝，立刻就没声息了。
窗纸蒙蒙亮的时候，我醒了一下，立刻觉得有人和我在一个被窝里，从位置判断，我知道是李意。这一夜的故事情节和各种对那个的推测一下都具体到我的后背上了。李意睡得很死，鼻子里的气弄得我的脖子湿漉漉的。黎明是冷的。我一直没动，一直没敢动。天亮的时候，李意离开了。我悄悄侧过头去，看着逐渐清晰起来的他的少年人的脸，想着昨晚一屋子的各种笑声，我真不该讲那个太监的故事。唉，少年人，怎么办？
专业
从北京西直门向西北，经怀来，宣化，出张家口，折西南，过完全，怀安，阳高，便是大同。由大同北上丰镇，可达集宁，已是出了山西，不提。
大同居雁北。再向西，越长城，涉沙漠，到喇嘛湾，已是黄河边上，还是出了山西，不提。
大同向南，走怀仁，山阴，朔县，下宁武，原平，过忻州，太原在望，已是晋中，渐富庶，人多食麦，与雁北不可同日而语，也不提。
雁北乃吝啬之地。长寸草，以为可稼穑。穑时，瘦麦瘠粟，不稼也罢。不长好树，恶木也不甚生长。一条桑干大河，润泽潦草，逃也似东去河北。闻名景观，倒也云冈，五台，北岳恒山，浑源悬空寺，再，又是大风。
左云在东，右玉在西，左右却是对北来者而言。塞外风起，疾行千里，正飞沙走石得痛快，突逢左云右玉有山百里对峙，狭路越急，发怒吼，东触太行，扶摇直上，凌空压顶，河北有的好看了。
公元一九六七年冬，北京有万把初中高中学生来雁北，自卑行李，自觉或不自觉地到各村去，接受当地贫下中农在教育。一亩粟，一人是种，十人也是种，却不会因十人种而产十倍粟。夺口中粮，贫下中农，不但贫下中农，队里，大队里，公社里，县里，地区里，都不情愿在教育一下这些肠胃正旺的知识青年。
怀仁郑村住进五个学生，张，王，李，赵，林。张王李赵林在一个学校一个年级一个班，念到高中三年级，都想考一所大学，非清华，即北大，整日雄心像钥匙般栓在身上，不料毕业考试刚过，文化大革命兴，破四旧，第一破的就是高考制度。来年，上山下乡起。张王李赵林聚在郑村的炕上，点一盏油灯，胡扯永恒的主题。爱情不在嘴上，于是谈政治，论经济，谈论政治经济学。讲相对论，分广义，狭义，题目都很大。理解不太相同，于是争，站起又坐下，下炕复上炕。声震屋瓦，穿墙透壁，引得郑村的狗吠成一片。两三里外杨村的狗也警觉，也吠成一片，渐吠渐广，几成燎原之势。郑村冬天无活计，只有晨起拾粪，用不到学生。竟日大风。忽一日，天气晴和，老鼠都出来晒太阳。张王李赵林决定到怀仁县城走一遭。
阳光下的雁北，竟有些晃眼。张王李赵林不同程度地流了些泪，纷纷揉着，沿大路走了五个钟头，到得城里。城里亦是破败，好歹因革命需要，用红漆标语装点着。张王李赵林寻到一间饭铺，破费就破费吧，点了肉，引得叫花子轮番乞讨。张王李赵林吃得血气上升，又论起来，倒让叫花子们远远围着看不要钱的戏。题目依然大，而且专业。
跑堂的当然说了话，你们吵得什么我不懂。不动就是不懂，不能装懂。你们既是专业有问题，何不找他断断？张王李赵林将信将疑，问是何人。跑堂的说前两天来了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也点了肉，没有你们点的多就是了。张王李赵林急问人在何处。跑堂的说不远，那个大学生分在阎家沟的私窑，十里，走快了，三袋烟就到。张王李赵林即刻起身。
雁北何以处半毛之地而不废，原因却是向下，地下，地下有煤。国家自然在挖，但各村只要寻到脉，自己掏个窟窿下去，挖些私煤，亦可度日。只是条件差，都是叼了羊脂灯，拽个筐，爬着挖煤。为省衣服，又都是光身讲究的，将鸡巴拴好，免得伤了根。
张王李赵林到阎家沟。相亲指点了，又寻到窑口。一匹瘦驴驼筐立等着。窑似井，口上支个辘轳，有两个人缩脖纳袖守着。问了，说有，就趴在窑口唤，上来吧，有郑村的学生寻你哩。片刻，绳摇动了，两个人开始一左一右地转辘轳。
张王李赵林味道窑口，等着具体的北京大学从地里冒出来。出来了，坐在筐里，黑脖黑脸，一条黑线从脑后栓着黑眼镜，眼白转动，问，哪位找我？张王李赵林说，我们，北京的，分在郑村，听说你是北大的，来聊聊。北大的说，好哇，聊聊呀。有女生请避一下，让我穿上衣服。张王李赵林说都是男的。北大的立起身迈出筐，低头弯腰在地上翻检衣裳，屁眼儿倒是白的。
张王李赵林问，怎么大学生也插队了？北大的穿着衣服，说，没有呀，我们是分配工作，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分在大同嘛。张王李赵林问，那你什么专业，分到这儿挖煤？北大的正系鞋带儿，听问，说，我？专业对口，我读的是地球物理。
秋天
秋凉了。清早起来，土墙头上可见极薄的霜，村外车道里的牲口粪上也是一层极薄的白，拾粪的人将他们收进背筐里，硬硬的滚来滚去。
收秋烦人。东一块庄稼熟了，就收东一块的。过些日子，西一片庄稼也熟了，就收西一片的。拉拉杂杂，全没有夏收的催命。散逸，慢慢地走到地头，慢慢地歇，慢慢地看，追追野兔子，挖挖田鼠的洞。天短了。早早收工，慢慢地回来。人亦喜欢此时在地里野合，伏夏，交配之后总是一背脊的汗。陶元亮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时采菊？而且悠然？秋天嘛。
晓重在北京市看过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倒也觉得胸中满满的。插队到这大河边，一个夏天累得糊里糊涂，入秋方晓得“悠然”二字，傍晚西望，又悟出秋天才“山气日夕佳”，于是回屋里拿出带来的寿山石，刻来刻去，将食指拇指一齐划破。划破就划破，秋天不大用到手了。不料晚上手指开始肿，一跳一跳地痛，晓重心想，不会破伤风吧？因为有些城里的医疗知识，竟怕起来，于是举着一只手摸下炕，想，找些药涂涂吧。
村里人都说既然不流血了，就不会怎么样，要是有毒，就挤，将黑血挤得变了红血，用灶里的灰撒上，包没有问题。晓重听得头皮很紧，只好忍着，却不容易睡着了。昏昏沉沉地一夜，天还没有完全亮，听得拾粪的人走过去，听得一声乌鸦叫，忽然就有女人尖利地喊，臭流氓，吊起来，吊起来再说！接着村里的狗就开始叫了。晓重听出是同村的女生的京腔，普通话。
村里插队的知识青年分男生和女生，不是一个学校来的。本来住一间房的两厢，但互相不讲话，又因为吃饭的事情，闹些冲突，仅有的言语就全是硬的了。终于分开，双方都好像获胜一样，却都不将后悔露出来，起码晓重是这么体会几个男生的。
晓重举着举了一夜的手，穿上衣服，寻声找出去。村道上立着早起拾粪的，晓重问，怎么了？什么事？拾粪的说，拾粪的什么也没说，嘴动着，叹了口气。晓重突然冒出个预感，就对也到村道上来的男生们说，走，可能有人欺负女生了。男生们像是等到了什么机会的样子，开始跑起来。
进了院门，女生们都在，立着，一个女生挥着手说，男生们都知道她叫宋彤，宋彤挥着手对女生们说，你们还楞什么？男生们问，怎么了？谁流氓了？眼睛一齐盯着蹲在墙边的房东，开始挽袖子。宋彤说，不是他，是她。说这就抽出一条皮带，喊，也行，是过红卫兵的，把她吊起来。男生们愣了，“她”是房东的老婆，立着，脸很白，其实不是脸白，是血色没有了。宋彤用皮带指着女人说，我琢磨她好几天了，一到晚上，就有男人进去，她和男流氓在炕上，她丈夫弄个狗皮睡在炕下，真不要脸！一个男人才给她两分钱，真不要脸，臭流氓！北京来的，嘿你们，我说你们哪，等什么哪？
晓重举了举自己受伤的手指，走到一边去。男生们却误解了晓重的理由，说，男流氓还可以，女流氓你们来吧。宋彤一边骂你们装什么肏性，一边过去扭房东媳妇的手，女生们也犹犹豫豫地过去，媳妇真的吊起来了，露出红裤腰。媳妇呀呀地叫，房东就开始用头磕墙，低声喊，北京的奶奶们哟北京的奶奶们哟。村里的人远远围着，嘴里冒着白气好像秋天早晨河上的水雾，冒成一片。媳妇的脏袄慢慢敞开了，两只奶冻得缩着，奶头青紫。伸长了的腰挂不住个棉裤，忽地落下来，露出男生们第一次面对的部位，房东蹦跶着跑过去，给自己的媳妇往上提裤子，脸上挨了宋彤一皮带。
从这天以后，村里很静，静得知青们害怕。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每个劳动力，每人分到六分钱。晓重后来说，一次两分钱，四个月哟。晓重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当时躲开了，曾经找了很多理由，都不行，尤其一想到举起过自己的伤手指，就喘气。“山气日夕佳”的闲章从此没有刻完。
两年三年的，知青们陆陆续续转回北京去了。宋彤没有回北京，后来改了名字，四年后嫁到另外的村子去。
夜路
吴秉毅不信鬼，不怕死人。本来可以到火葬场去工作，但是一九六八年的时候，火葬场算城里的工作，按上山下乡的政策，吴秉毅只能下乡。
在乡下，吴秉毅不怕走夜路。没有月亮的时候，吴秉毅凭星光，辨得出深灰的路，走起来飞快，而且不必唱歌。
因为吴秉毅不怕走夜路，就有不少女孩子求他陪走夜路。这本是很浪漫的事，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读起来只注意到一男一女。可惜夜路不是小说，女孩子的恐惧太具体，树影的摇动，阴沉的山，什么地方的水声，以及各种莫明所以的响动，突然触到面上的枝条，掉进领子里的虫子，莫名其妙的亮光，而且恐惧到叫不出来，怕惊动了更大的危险。
打手电，会有在明处的感觉，好像暗处的危险都注意到这唯一的亮光，于是聚拢来，随时进攻。吴秉毅是熟悉的活人，又不发光，不要说女孩子，就是男孩子都愿意和吴秉毅搭伴走夜路。
一到夜里，吴秉毅抵得上个毛泽东，大家无论怎么背语录，念“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还是畏惧。
吴秉毅也因此交到一个女朋友，叫小秀。小秀是赤脚医生，常常要夜里出去处理问题，因为吴秉毅是小秀的男朋友，所以大家都好意思夜里惊动小秀，“没关系，有吴秉毅呢。”一九七三年，小秀得了急症，连夜抬出山，半路就死了。离县里还有一天的路，商量之后，只好抬回来。地方上通知了小秀在上海的父母，父母赶来最少要十天，于是就将小秀放在一间草房里，等小秀的母来见最后一面，领导上说，要让小秀的父母满意。尸体放过两天，就会发咸，田鼠最爱吃，各种虫子也爱吃，一队一队地跑来，不管尸体的父母满意不满意。于是要有看尸体的人。小秀有那么多朋友，这时都怕死了的小秀，只有吴秉毅来看。大家都说，吴秉毅是小秀的男朋友嘛。天气热，尸体就胀，先是大肠发酵，肚子凸得像怀胎十月。死前大吃一顿只有烂得更快，和尚明白这个道理，坐化前很久就不吃东西了，金身不坏。天黑后，凉下来，腹中气流窜，肚子里吱吱乱响，气出喉管，小秀就发出呻吟，好像还活着在忍受病痛。
吴秉毅持棍赶田鼠，困了就迷糊一下，直到小秀的父母千山万水赶来。自此以后，吴秉毅就成了专门看尸的人，当然还有陪走夜路的人走夜路。
火葬
郭处长生前是物资处处长 手里掌管着许多用得着用不着或暂时用不着但终归用得着的物资。比如有一项物资叫生漆。
漆树长到手背粗细 用刀划它的皮，就会流出汁液，用桶收集起来，就是生漆。生漆对某些人是毒。有的人经过漆树附近，皮肉会肿，严重的会呼吸困难，甚至死掉。有些男人会阴囊肿起来，奇痒或奇痛，肿的人常常怀疑是否影响生育能力。有的人则完全不受影响，好好的，当然，收生漆的人是不受影响的人。
生漆古来就是唯一的漆，除了桐油。生漆是好东西，漆木器，竹器，藤器，越用越亮，像琥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造的中央首长坐的红旗牌轿车，表面漆的生漆，阴囊肿的问题应该是解决了。桐油虽然没有阴囊肿的问题，可谁听说过用桐油漆汽车吗？没有。
风水轮流转，化学漆越配越好，种类有多，没有人用生漆了。铁，木，竹，藤，中央首长的小轿车，都不用生漆了。所以，郭处长手里绩了一批生漆。
风水轮流转。有人研究出来，生漆可以是某种药的某种成分。所以，找郭处长要生漆的单位不远万里跑来，请郭处长到县上喝酒。喝着酒，事情就办了，否则要生漆的单位太多，不好办。
所以郭处长生前是个不好随便得罪的处长。
郭处长的死因与物资无关，是拉痢疾。地处边远，送医不及，半路就过去了。司机和陪同的公社医生，还有干事，找不到个电话，打不成长途，寻到一个军队的电话班，与他们商量。电话班在电话里请示首长，首长念及死在半路的郭处长是在四九年的南下干部，虽然是林彪部队里的，还是让打了。送医小组请示了县里，连夜把郭处长的尸体运回来。
开追悼会之前，党委会决定不与郭处长的遗体告别，先火葬，之后与骨灰告别。于是，请当地的百姓烧。听说死去的人身上有毒，百姓不揽这个工。当地倒是兴火葬，因为信佛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禁了佛教倒没有认为火葬是四旧之一，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签过字，说死后也火葬。
县里说，叫知青烧吧。于是来了四个知青。县里批了木料，四个知青拾了一天柴，把木料拿回寨子里分了。本来这木料是郭处长批给另一个处长的，不知道要干什么用。
柴堆起一人多高，一人多长，一人多宽，也就是一立方多人。用绳子把郭处长吊上去，仰躺着。有人说，把他衣裳脱了，反正是要烧，拿回去洗洗，一样穿。于是把郭处长的衣裳脱下来，人硬了，很不好脱。脱了之后，才显出郭处长的肚子惊人，大家说，油大好烧，点火吧。
于是点火，从底下点。柴一点一点塌下来，郭处长开始坐起来，弓着腰又侧躺下去，四个知青拿四根长棍四面杵住前郭处长，怕他不安分，真要活过来，分了的木料可能会要回去的。不到半个时辰，一身闷响，郭处长肚子爆了，油溅到知青的脸上，温温的。原来郭处长没有不但成灰，因为胖，内里连熟都没熟。一个知青跑回寨子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回来说，要撒黄豆，或者花生。于是到县里批条，到物资处拿来花生黄豆，撒上去，一会儿，一粒一粒的火苗窜得很直。花生黄豆早分出一半，四个知青另起了一堆火，烧到白炭的时候，将花生黄豆慢慢地烤吃。烤好了，县里来验收，捡了几块骨殖放到盒子里。四个知青一人五角三分钱。郭处长的裤子送给了一个放牛的，四个兜的商议轮流借给个寨子结婚的新郎，鞋子和袜子还有衬衣不知所终。
打赌
孙福从部队复员回到村里，正赶上县里有知识青年要分配下来。孙福在外面当了三年兵，见过世面，于是被派去挣接待知青的公分。孙福很老实，老实得在部队里连党也入不上。指导员私下的评语是，向党交心，不老实不行，太老实也不行，孙福就是太老实，谈的那些问题党帮不上忙。
孙福说，我想入党，入党，就有女人看得上。孙福回到村里，支书说，你咋没如上一个党？你这几年是咋混的？就捎回来套绿衫裤？孙福说，可不。
孙福在部队养猪，养鸡，养鸭。孙福养的鸭从蛋里出来一直到被战友吃掉，就没有凫过水，因为驻扎的地方没有水。孙福说，鸭子没凫过水，就像男汉没有过女人。男汉没有过女人，可想过女人，这鸭没凫过水，不知想不想水？
孙福攒了两个月的水，用一个猪食桶盛着，不让猪喝，也不让鸭喝。水很脏，孙福以为鸭不会喜欢，不料鸭很喜欢。鸭子一下就跳到脏水里，用嘴梳理羽毛，一条脖子好像就是为羽毛生的，上下左右前后，里里外外，哪里都去得到，把个孙福看呆了，鸭子叫了两声，倒把孙福吓了一跳。
孙福说，鸭凫水，这是本性哩。男汉见了女人，不一定会做那事，鸭见了水，也没娘教过，就会凫，鸭比人强。
孙福养的猪是母猪，孙福把它当老婆待。过春节，要杀猪，孙福很难过，指导员看出来了。指导员说，你养猪倒养出感情来了，可是阶级兄弟要过年，猪到底不是阶级兄弟嘛，猪就是个猪嘛。
杀猪的时候，指导员让连长叫孙福出外勤去，给孙福留了肉，孙福没有吃。孙福复员回家，没有找到女人，因为穷。孙福有复员费，有一套军装，没有道理没有女人相上。但是孙福养了三年猪，回来能做什么？孙福没有入党，县里、公社里都不会安排他做，吃不上商品粮，孙福就像没当过兵一样。村里的女人早就不嫁村里的男人了，连在野地里都不和村里的男人滚了，好女不嫁山里人。
孙福心里都明白，所以这次到县里接知青，孙福很高兴。插队落户，秃子头上的蚤虫，明摆是嫁到山里来嘛。孙福特地穿了军装，忙里忙外，反倒不太着意女知青，为啥要着意？随便哪个都可以随便哪个都行随便哪个吧。
天气热，有两个女知青穿了裙子。县里一个相熟的人跟孙福说，你说，这两个女娃儿里头有不有裤头？孙福想了想，说，没有。相熟的人说，我说有。孙福说，没有。相熟的人说，好，打赌，你输了你这身军衣归我。
女知青在睡午觉，两个人过去，一掀，有裤头，孙福输了。女知青叫起来，孙福成了流氓。正是知识青年政策最硬的时候，判孙福死刑立即执行。宣判的时候，孙福看到可能成为老婆的女知青都举着雪白粉嫩的胳膊喊口号，声讨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坏分子孙福。孙福的弟弟借了七角六付了枪毙孙福的子弹费，收了孙福的尸，七角六还了三年才还清。
四年后，知青们转回城里去了。
春梦
顾安直上小学的时候，看上一个晓霞的同班女生。男生也是说东道西，只认为女生才叽叽喳喳实在是冤枉了男生。安直特别留心听大家说女生，不管脏话，黑话，好话，风凉话，都留心，却不得要领。
毕业的时候，班上的同学互相交换东西，好象本子啦，铅笔盒啦，书包啦，没有人特意买来东西交换，买不起，所以就交换毕业以前用过的东西。
安直得到一个铅笔盒。所有的东西都是混在一起的，大家抓阄，碰到什么是什么。晓霞得到什么东西安直不知道。
安直拿到这个铅笔盒，打开一看，里面还贴着手写的课程表，语文，算术，边上写的是“王晓霞。安直很高兴，找了个机会对晓霞说，嘿，你的铅笔盒在我这里。
晓霞脸红了，没说什么。
散了以后，安直正往家走，忽然听见晓霞在后面叫他，于是回过身子等。晓霞过来说，安直，你能把铅笔盒还给我吗？安直说，哪有给了的东西又要回去的。晓霞说，我怕回去我吗骂我。晓霞说话的时候，手指象饿了的蚕，轻轻抖。安直喜欢晓霞对自己说话，但是不愿意把铅笔盒给晓霞，就说，那怎么办呢？晓霞说，我也不知道。安直想了想，掏出晓霞的铅笔盒递过去，回头就走了。
一路上安直很气愤，想，晓霞真小气。
又想，她要我还了，她肯定觉得我好，心里好象觉得交换了什么东西。再想想，那么小气的人，肯定不会觉得我好。
想来想去，不得要领。上初中的暑假里，想起来就又想来想去。安直初二的时候开始遗精，先慌了一阵，好象是打破了一个暖壶，又觉得象买回来一个瓜，好好的，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是坏的。后来跟一个同学聊到这黏糊糊的东西，渐渐安静下来，就好象臭豆腐明明是坏了的豆腐，却不是坏豆腐。安直带着拼凑起来的知识一直到高中。
安直开始常常做春梦，对象却是晓霞，晓霞在安直的第一个春梦里突然长大了。安直在梦里和刚醒来时，说不清感激还是什么的，可是白天却想，晓霞那么小气，怎么会梦到她？
安直梦来梦去总是不小气的晓霞。安直开始注意衣服里的女生。热天，有穿裙子的女生坐在街边，安直经过的时候，总是瞄一眼，有时侯能看到内裤。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安直上了高三。抄家一开始，安直就参加了，和小伙子们忙的昏天黑地，烧东西，清点财物，押送“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回原籍。
九月底，有个人到宣武门教堂旁边的教师进修学院集中在那里的抄家物资，被人发现了。教师进修学院是原来的修道院，那个人从二楼的顶上爬到教堂的顶上，红卫兵小伙子们追到教堂的顶上，下面有七八千人往上看，瞧出来高高的顶上，有一个红卫兵是女的。偷东西的人靠在十字架边上，喊了一句什么就跳下来了。安直正好被派在下面堵人，他听见那个人喊这个戒指是我奶奶的。安直过去看地上那个人，用脚把他翻过来。那个人眼睁着，脸砸扁了，好象印在纸上的金刚。
后来轮到安直押两个人去山西。到了西直门火车站，广场上密密麻麻蹲了几千个被专政的人，等着被送回原籍。安直不愿意和这些人混在一起，就一直站着，四下看。看来看去，总觉得有个人脸在躲他，于是就耐心地等那个人。那人一抬脸，是晓霞。
晓霞要被送到哪里去呢？她旁边的那个女人是她母亲吗？晓霞就是怕她骂吗？那个老头是她爸爸吗？两个老人的头被剃成一道一道的，晓霞穿着旧衣裳，肩是圆的，抱着膝盖的小臂和手是白的，与安直梦里的不一样，却比梦里的具体。
安直领着晓霞到车站货运道上，站着货车后边，说，你那个铅笔盒还在吗？晓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开始抖。安直用手解晓霞裤带的时候，还摸模糊糊地想，也许可以去联系一下，只让晓霞留下来不回老家。不久他们被发现了。
晓霞后来被打致死，罪名是勾引腐蚀红卫兵，背完全打烂，被初秋的苍蝇爬满。晓霞光着两条腿上是第一次的血，苍蝇飞起来的时候，没有血的地方是安直梦里的白。
大门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顾黎利从北京到河南郑州，下了火车，有几个人围上来盯着他胳膊上的“红卫兵”袖标瞧。
一个人对黎利说，黎利记得这个人长着张农民的脸，当然后来黎利见的农民多了，才知道中国人差不多都长着农民的脸，那个人说，你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黎利多少有些得意，说，当然是很严肃地说，是的。
那个人说，那好，俺们那儿有个四旧要破，毛主席的红卫兵你是不是带个头？
黎利说，可以，只要是四旧。另一个人说，他也长着张农民的脸，说，当然是四旧，封建迷信，是个庙。
黎利说，庙当然是四旧，有和尚吗？
几个人七嘴八舌说，有和尚有和尚，就是和尚不让破四旧，秃驴们能得很！
黎利觉得这是一个当然的机会，于是找到同来的两个同学，议了一下，决定一起去一次。议的时候，一个也从北京下来的红卫兵听到了，说愿意协同作战，又去拉来他的三个同学。六个人，戴着六个“红卫兵”的袖箍，在车站门口引人注目，黎利尽量不表现出注意到革命群众的反应，带着五个人向那几个人走去。
那几个人老老实实地站着，等黎利六个人会和过来，谈了一会儿。革命群众不断地围上来，打听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是不是有阶级敌人地主老财蒋匪特务搞破坏要变天？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农民们原来赶了一架骡车来，六个红卫兵坐上去，大骡子的屁股只扭了一下，车就滚动了。革命群众围随着，有的人因为只顾扭头看红卫兵，脚下绊个跟头，爬起来不盯着看，一边拍打衣服，扬起的土和革命群众脚下起的土纠集到天上。红卫兵们咳嗽了。
原来要走六个小时的路。一路上革命群众聚聚散散，但黎利还是看熟了几张脸，抵达的时候，总有五六十张脸吧。原来只有一个小庙，当然是看惯了北京的大庙的错觉。庙里有七八间房，一个殿，殿里坐立着五六个泥胎，殿门还算大。
前后转过之后，黎利问，和尚呢？农民说，大概是吓走了，走了好，破吧。黎利看了，说，先把菩萨砸了，有没有铁家伙？农民说，没有，没带着。黎利问，木头棍子呢？农民说，没有，没带着。黎利一下火了，说，我就不信砸不了。说完就去扳菩萨的手，一下就把泥塑的手扳下来，原来泥里面裹着根木棍。大家都照办，手里各有了长长短短的木棍，上上下下地打，尘土飞扬。
六个红卫兵歇了手，站在庙外看，其实也就砸了些细木窗棂，泥胎堆了一地。黎利想，破这么个小四旧，还挺不容易的，于是说，我们还要南下，回去了，这是一个样子，你们在本地继续破吧，让毛主席放心，来，我们把这个庙封上，让它永远不再害人。
黎利后来一直想不起作封条用的纸和写字的笔墨是怎么来的，但他记得他们六个人是当夜走回郑州的，走了十个小时，上火车到广州。到了广州，黎利的手还是痛的，但他没有对其他的人说。
一年以后，黎利面临上山下乡了。当他和几个无所事事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大家谈起中华民族，当然就谈起中华民族的象征，那条黄河。年轻人火力旺，当夜就到北京站扒车，去看黄河，马上要插队了，也许以后就没有看黄河的机会了。
几个人在郑州下了车，绕来绕去到了黄河边，因为总觉得景观还不能符合心中之意，于是一路走下去。傍晚的时候，大家决定下堤进村歇一下，第二天早上看黄河日出，日落看到了，很壮丽，是那么回事。
向远处村里走的时候，黎利发现不远处有个很大的门立在平地上，大家都觉得乡下独独地立着这么大的一个门很怪。走近了，才发现暮色中大门上有四张风吹日晒的封条。黎利突然心里一惊，他觉得这就是那个庙的门。封条上又贴了封条，大概是制止类似抢劫的搬运吧？黎利想起了那个完整的庙和破坏的窗棂，心里说，怎么不知道就在黄河边上呢？当年怎么走了那么久才到呢？也许这不是当年砸的那个庙？
黎利坚决提议连夜走回郑州，说月下的黄河也许另有一番诗意呢。
布鞋
王树林每年有两只鞋，一只单的，一只棉的。单鞋从四月穿到十一月，棉鞋从十一月穿到三月。
穿单鞋的日子比较长，所以要很在意。
下雨的时候，打赤脚，鞋提在手上，单鞋泡了雨水容易坏。同一只布鞋，泡过雨水和用水洗，虽然都是水，但结果很不一样。这其中的道理王树林不知道，但王树林知道，最好不要让雨水把布鞋泡了。
布鞋的做法是将旧布、碎布一层一层用浆糊糊在一块木板上，放到太阳底下晒。晒干了，叫布鞋渣儿，揭下来，比照着鞋样儿剪成一个个布鞋底儿，当然还有包边儿，垫后跟儿。鞋面则用好的布料来做，当然也有包边儿，内口黑边儿，外口白边儿。
王树林的奶奶每年要给树林和树林的两个姐姐一共做六双鞋，三双单的三双棉的。女孩子的单布鞋，脚面上还有一个绊儿。其实男孩子常跑跑跳跳，鞋容易掉，鞋面上反而没有那个绊儿，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女孩子穿带绊儿的黑面白边儿的布鞋很好看。
奶奶做鞋先做麻线，两股细的搓成一股。奶奶将裤脚挽到大腿上，麻线就在大腿上搓，因此奶奶的大腿很光滑，像玉。麻线搓久了，大腿的肉变成粉红的，有什么事要站起来，奶奶总是先将裤脚放下，才站起来走开。树林的大姐后来也帮着奶奶在自己的大腿上搓麻线，有什么事要站起来，也不放下裤脚，站起来就走开。奶奶会说，裤脚不放下来，像什么话！王树林很奇怪，为什么坐着可以，站起来就不许露腿呢？
奶奶纳鞋底儿，先用锥子在鞋底上扎个眼儿，之后用针引线从眼儿里穿过去，再用锥子把儿绕一两圈儿穿过去的麻线儿，用力揪一下。几双鞋坐下来，奶奶总是说腕子疼膀子疼，十二双鞋呀。鞋头穿出窟窿，就找一块皮子缝上；鞋底快磨通了，就打上掌。一双鞋不能轻易就不穿了。常常是姐姐的脚长了，穿不下的鞋就给妹妹穿。两个姐姐穿不下的鞋，都是剪了绊儿给树林穿，同学们看出来，就起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下午，学校通知全校师生晚上集合去天安门广场。王树林回家闹着要穿新鞋，说晚上有重大活动。树林的妈妈想了想，就把奶奶刚做好的明年的单布鞋让树林穿上。奶奶说，跺跺，看合适不？树林跺了几下，说合适合适，就到学校去了。
八月十七日晚，几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分单位坐在地上，不时唱些革命歌曲，不断有人上临时搭起的厕所。后来革命群众乏了困了，开始卧倒睡去。十八日晨，有些人醒来，开始上厕所，广场上又开始活动起来，不时唱些革命歌曲。
天亮的时候，眼尖的人发现天安门出现不少人。此时东方有朝阳似血，声音从金水桥一带扩散，传到王树林面前的是：毛主席在城楼儿上！王树林马上回头将“毛主席在城楼上往后传，再回头望了很久，却不能辨出毛主席，直到“毛主席穿了绿军装”的声音传来。上百万人沸腾，《东方红》音乐大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消息传到全世界。
后来上百万人拥向天安门城楼，之后，上百万人撤离天安门广场，沿东西长安街前门大街游行。天安门广场遗留下近五万双被踩落的鞋子，包括初中一年级学生王树林明年的新布鞋。
接见
王五豆十二岁那年正赶上一九六六年，初中读了一年，夏天，复习功课，要期终考试了，北京搞文化大革命了。简直的就像过节。
先是不上课，满城乱走。到处是人，一堆一堆的，论辩，看大字报，揪着个人游行。学校也热闹得让人一宿一宿地不想回家，老师都灰头土脸的。学生心里都有一两个恨着的老师，连校长都低头了，王五豆看着又高兴又害怕。
王五豆突然就明白了毛主席说，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这句话的意思。
王五豆决定改名，把“五豆”换成“五斗”。五斗这个名字很有气氛，同样的声音，意思突然变得这么好，把个五斗高举的呀。
消息传来，毛主席要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王五斗他们立刻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订制了红袖章，戴在胳膊上，连夜向北京赶。火车上挤的呀简直是，王五斗车厢门下的铁梯子上，用一根绳把自己拴住。车里是根本挤不进了，铁梯子上都挤了十几个人。车一开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就喊起来。王五斗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喊得特别好听。
车刚开的时候，很风凉，景色也好，地里的人还向王五斗他们指指点点。王五斗第一次出远门，和上万人搭伙，一点都不害怕。歌子也多，唱了一支又一支，渴了，才发现没有水喝。
开了一个多种头，王五斗觉出厉害了，风很大，而且只从一面来，时间一长，半边脸渐渐麻了。两个钟头后，用手掐脸，好像在掐棉袄。一只眼睛避风眯久了，开始抖，抽筋。车满载，大概有命令，所以沿途不停站。
车里的人尿憋急了，厕所里又挤满了人，于是就开始从车窗里往外尿，尿水飘到王五斗他们的脸上身上，他们都麻得觉不出来。车拐弯的时候，王五斗看见有白白的屁股半探出车窗外，女的憋急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王五斗在北京永定门车站下来的时候，一个跟头栽在月台上，脚麻得都不是自己得了。天安门广场在哪儿呢？
红卫兵接待站的人领他们先歇下，说是明天就能见到毛主席。武斗他们在一所学校的教室住下，屋子里铺满了草垫子，一躺下去土就起来。
五斗他们兴奋得睡不着，就在学校里乱走，到处扔的课桌椅，墙上都是大字报，浆糊的酸气一股一股的。又到街上去看，也是大字报，浆糊的酸气一股一股的。
再回到学校来，慢慢才发现对面教室里住的原来是女生，刚开始的时候见她们都剃成秃子，还以为是男生。
天刚刚亮，就集合了。排着队，走啊走啊，走了快两个钟头吧，到了一条大马路的边上，说是就在这里等毛主席接见。王五斗他们嚷，这不像天安门广场啊！对对的人说，天安门广场只能站五十万人，这里是大北窑，在北京的东面，一会儿毛主席会经过这里，和在天安门广场是一样的，红卫兵小将们先原地休息。排着队来的红卫兵越来越多，武斗他们也就放了心。
广场上的接见开始了，五斗他们腾地站起来向前拥，纠察的人就把他们往后推，劝说还早呢还早呢，毛主席来的时候会预先告诉你们的。街两边的人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退回原地，但说什么也不坐下来了。高音喇叭里传来广场上的欢呼声，虽然混成一片，但大家都听得出那是在喊“毛主席万岁”，渐渐的，就变成“毛主席、万、岁”，一直不停下来。
忽然大家都往前拥，五斗他们也急忙向前拥，结果又被推回来，劝说还早呢还早呢，毛主席要从天安门上下来，先到北京西边，一直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再返回向东，毛主席坐的是中吉普，快了快了，坐好做坐好。这样又炸了几次营，五斗他们回回都往前拥，万一真是毛主席来了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终于又是一次，五斗还在往前拥，就听得杀人也似的“毛主席万岁”的喊声炸开来。五斗感觉不妙，一边扯开喉咙叫，一边没头没脑地又挤又跳，街两边的人拥到路中央汇合在一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嗖地一下过去了。五斗急得不行，它没有看到毛主席，于是这一路上的委屈都涌到鼻子眼睛里，把个十二岁的孩子哭得呀。
山沟
这个人姓邹，湖南人，邹在湖南是大姓。邹有名字，不是没有，而是不知道，因为邹有说过他叫什么。
邹山脚下用锄头平出一块地，盖了一间草房。说是山脚，却是在海拔两千多公尺。邹附近的山坡上开了两块地，一块种苞谷，一块种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有一小点葱，一小点韭菜，常常换种的是茄子，黄瓜。辣椒是总在种着的，湖南人离不开辣椒。南瓜随处种着，除了开花时去故意传一下粉，平时就不管了。要吃南瓜了，到草里去找，有的像个拳头，有的却小磨盘大。没有找到的南瓜，熟透以后腐烂，五彩斑斓，蝇子伏在上面。邹将挖出的南瓜子连瓢抛到草顶上去，草顶上晒的还有切成片的茄子。
苞谷长得很好，邹在苞谷上用了一些精力。锄草，间苗。开花的时候，一颗一颗摇一摇，后来每株都结三个到四个苞谷。邹要到苞谷完全熟透了才将它们收回来，苞谷刚灌浆的时候，邹也会掰几个下来，煨在灶里，过些时候拿出来，叫，伢妹子，伢妹子。
于是有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跑来，龇牙咧嘴地啃苞谷，嚼的时候，将烫苞谷在两只手上颠来颠去。
伢妹子是邹的女儿，这间草房里，住着父女俩人，从来没有看见过邹的老婆伢妹子的娘。
每到傍晚，草房顶上就渗出一缕缕的烟，那是邹在做饭。邹后来在草顶上开了一个口，自此烟就集中地从那个口里出来，出来后，慢慢地飘到东，飘到西。
邹翻过两座山，请了一个北京知识青年来教伢妹子识字，北京知青教墙上吊刀刀倒吊着，或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或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这些绕口令字简单好学，却不好念，伢妹子倒念得连珠脆响。
伢妹子聪明得不得了，北京知青也喜欢得不得了。邹在山上挖草药，嘴里嘀咕墙上吊刀刀倒吊着，打到鸟或小鼠或其他，就一路走一路叫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北京知青对这父女俩感兴趣，问他们怎么会从湖南到云南来。邹支支吾吾，揽住伢妹子，摸伢妹子的头。邹说，莫要问了吧，莫得名堂。
邹会些拳脚，湖南人都会些拳脚。邹要报偿北京知青，就教北京知青拳脚。邹教的都是实在的，要命的，只有一下到两下，多的是防身技巧。邹说，花拳绣腿不消得理它，挨几下也无妨的，近到身旁，一下就够了，莫要打死，武德。北京知青学得不错，邹说，好，我和伢妹子要转走了。北京知青问为什么要走了呢到哪儿去呢？邹说，讲实话，我是家乡杀地富反右逃出来的。杀得太多，渠里的水都凝了，各乡还在押来。押我去的人，也姓邹，半路上放了我，说毛主席的书第一篇就是讲湖南，这次湖南的贫下中农要立新功，可是这样一个杀法，一锄一个，渠里的水都凝了，我看天要报应，你带伢子跑掉，要记得，不要说给哪个。
北京知青后来常常到这条山沟来，在日间颓废的草房边上坐一坐，草里还看得见几株辣椒，红红的，一点一点。知青有时也摆几下拳脚，想，伢妹子识了有七百多个字，够用吗？却又想，学多少也搞不明白农民怎么不起义了呢，书上不是写着隔三差五农民就起义吗？数年后，横断山脉的这个小山沟里，偶尔有猎人路过，见到一种很小的果子，黑亮黑亮的，也想不到那竟会是茄子。
成长
王建国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母亲生他的时候，发生难产。医生说，需要产妇的先生签字，是要孩子，还是要大人。等在产科外面的父亲首先纠正说，时代变了，不要叫先生，要叫同志，或者说，孩子的父亲。护士说，好，可以叫同志，孩子现在还不知道生不生的出来，所以还不知道可不可以称父亲，现在要你签字，是保产妇，还是保胎儿？父亲说，两个人都要。是剖腹。从肚脐到阴埠竖着剖开，取出婴儿，缝上刀口，日后母亲肚子上留下一条长长的亮疤。
父亲晚上独自回家，长安街上的游行尚未结束，许多人手上举着火把，蜡烛，呼着口号，并不整齐地通过天安门的前面。长安街上有重炮车辗出的轮子印。
父亲想好了，孩子的名，就叫个建国。
建国长到七岁，上学了。第一天老师点名，叫王建国，站起来两个，还有一个也就叫建国，但姓李，没有站起来。学校教导处调整了一下，将名为建国而同姓的学生分到不同的班，于是王建国和李建国还在原来的班。
学校开大会的时候，校长，教导主任点名表扬学生，要很清楚地讲明，某年某班的张建国或李建国或赵建国或刘建国或王建国如何如何。
学校里老师常常议论的是一个学生叫蒋建国，有老师建议家长应该给孩子改一下名字，家长很愤怒，说，姓蒋的就不能叫建国了吗？老师认为姓蒋的家长没有体会出问题的实质。
王建国到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在红旗下长大。王建国写了四百多字，老师认为很好，在班上读了。
五年级的时候，有有一道作文题叫：在红旗下成长。王建国写了一千多个字，老师认为很好，在班上读了，并且推荐给北京市教育局，收进小学生作文选。考初中的时候，语文试题发下来，王建国打开卷子一看，在无形红旗下成长。想起老师在考试前教的办法是先做会做的题，最后做难题，于是提笔开始写作文，把付在考卷之外的一张白纸也写了一半。
王建国考上一个很好的中学，当了班长，初二就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做过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上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校党委书记已经和王建国谈过话，让他提前写入党申请书。教导处也写过报告，推荐重点培养王建国为高中毕业后报送苏联留学的苗子。
但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了，那一年所有叫建国的孩子十七岁。王建国后来上山下乡，又转回北京，谋到建筑公司的一个工作，捆钢筋。一九七六年，建筑公司到毛主席纪念堂工地，王建国还是捆钢筋。王建国在顶层捆了四个小时后，尿憋了。建筑工的老规矩是就地解决，上上下下几十米高，是合理的。老工人传下来的说法是，撒了拉了才结实。王建国问了班长，班长说上头讨论过了，可以，可也别像以前那么明显。王建国找了一处，向下看看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在远处呼啦啦地飘，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更远的天安门城楼的像上看着他，左边人民大会堂，右边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近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堂比纪念碑高，所以看得见纪念碑真正的顶。
高处有风，王建国解决问题后，抖了一下，两眼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