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其他疾病，对于艾滋（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我们的理解太少，恐惧太多。八十年代初，艾滋迅雷不及掩耳在北美同性恋社群中爆发，人类免疫系统（HIV）病毒解除了宿主免疫系统武装，缴械的感染者快速殒命，重演中世纪瘟疫大屠杀惨况，使艾滋摇身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世纪黑死病”。一九八四年年底，台湾地区发现首例外籍感染者；一九八六年，第一位本地艾滋病例让防疫系统亮起红灯。至一九八九年出现第一个一百例，近年更以三至四个月增加一百例的传布速度激增。依据卫生部门官方统计资料，至一九九九年底，台湾感染者总计二六二九人；但由于社会对病患歧视以及筛检管道令感染高危险群却步，预估潜伏在社会各角落的真实感染数字，约在一万三千至二万六千人。艾滋跃居仅次肺结核的台湾地区第二大传染病。
面对联合国宣布亚洲成为非洲之后的新艾滋疫区此一警讯，以《台北人》《孽子》等名著驰誉文坛的小说家白先勇，与发明鸡尾酒疗法为艾滋病人打开一线生机，获选九六年《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何大一，两位华裔精英四月中联袂抵台，呼吁台湾社会重视刻不容缓的艾滋防治工程。医药专业领域之外，人文关怀无疑也在与这个致命的世纪恶疾交手时，在背后扮演着绝佳的精神支柱角色，白先勇因而邀集知名小说家黄春明、李昂、朱天文，与出版《韩森的艾滋岁月》，记录一位本土艾滋病人内心世界转折的写作者廖娟秀，借由“面对艾滋：文学界的反应”座谈会，表达文学人关怀艾滋的心声，也希望文学能发挥“除魅”“去污名化”作用，让艾滋病人更多的需求与权利受到正视。李昂为替新书《自传の小说》造势，密集于媒体曝光，行程表密不透风，却用行动参与表现她对防治艾滋的热情；朱天文赴日本旅游甫归，也出席替关怀艾滋站台发言。
“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白先勇《孽子》卷首语，形容得如此神似艾滋阴影下活在恐惧与焦虑中的一群。白先勇首先说明，遍及美、欧、非、亚各洲的艾滋危机，已形成不容忽视的全球性议题。他飞回台湾之前，美国ABC电视公司新闻节目《夜线》，一连三晚报道艾滋肆虐非洲大陆惨况，一千五百万人死于艾滋，感染者二千四百万人，酿成无法收拾的大灾难。节目焦点集中在中非小国津巴布韦，一千二百万人口中，有劳动力的成人百分之四十染上艾滋，双亲死于艾滋的孤儿有八十多万，画面上小孩满街流浪，无所依归。津巴布韦只是冰山一隅的样本，随着灾情加重，非洲大陆前途堪虞。反观亚洲，印度、泰国已成沦陷灾区，而中国的情况也并不乐观。
艾滋肆虐中，白先勇指出文学一向有一种教育的功用，“唤起人的同情心”，不幸感染艾滋的病患，遭受的苦难非一般人能想象，社会歧视、家庭误解、个人情感上的打击，以及死亡的威胁，形成巨大压力。如何向他们伸出义不容辞的援手，白先勇说：“文学界最感兴趣的是人，在艾滋病底下还有一个‘人’字，艾滋病人的受苦可能更大，对他们的关怀自然更深。”
“他作品中的同情心，是自最内心发出来的；对最需要援助的人，给的同情心最大。”白先勇形容长期关注弱势、社会底层及老人为书写主题的小说家黄春明，作品中充分发挥民胞物与的人道精神。黄春明不讳言社会对艾滋不够重视，他虽非医药学理上的知识分子，九六年受邀赴日本拍艾滋病纪录片《红丝带的故事》，就是希望唤起群众正视在社会边缘挣扎的艾滋病人。一般艾滋感染途径分平行（性关系、针头注射）与垂直（母亲传给子女）传染，《红》片主人翁川田龙平是血友病患，因使用不洁凝血剂而成为“药害艾滋病”感染者。黄春明感慨，日本和中国台湾一样，民众用道德批判的眼光看待艾滋病人，将罹病与性泛滥等行为不良画等号，经由媒体渲染扭曲，制造了不必要的恐慌气氛，使老百姓面对艾滋病人“比怕鬼更怕”。
在日本社会，曾发生有媒体在艾滋病人去世后，曝光她的个人资料，造成其兄长失业、被迫搬家的不合理事件。黄春明说，其他“药害艾滋”感染者隐姓埋名，即使赴法院为受害出庭做证，“都躲在打光的白幕后，不敢露面”；川田龙平却挺身而出，带头控诉失职的日本厚生省，要求政府认错，触动他拍摄纪录片，为这段“用行动扫除偏见”的奋斗历程做见证。
近一小时的《红丝带的故事——战斗十九》，于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由十九岁的川田龙平号召年轻人包围日本东京厚生省揭开序幕。黄春明宜兰腔的中文旁白，动人的感染力不下他精善的文字描绘。他娓娓道出幼儿园时以电车司机为志愿的川田，六岁时发现患血友病，须按时注射凝血剂，却因厚生省包庇药商和医院，为不法利益使用血液来源受艾滋污染的药剂，而在差一个月十岁时，检验出是艾滋带原者。镜头前，龙平冷静地说：“当时我唯一的念头是，要真得了艾滋，我就自杀。”站在身旁“无论如何要让他活下去”的母亲，是龙平长期抗战的最大精神支柱：“我必须走出来保护小孩，到时候会死的是他。”尽做母亲的义务，令“受歧视和差别待遇微不足道”。
龙平高二起进出法院为众多同病者权益力争，他改了志愿：“我现在最想做的是律师，或是药剂师，治好自己的病。”药害艾滋事件在一九八五年爆发当时，造成五千人感染、两千人死亡的悲剧，平均每五天有一人送命，更讽刺的是，无辜受害者百分之七十年龄在十七岁以下。龙平有母亲做战友，号召对社会冷漠的年轻人向官商勾结的舞弊宣战，他站出来大声疾呼：“不想平白被杀害，张开你们的眼睛吧！”他的无惧替艾滋病人走出暗影，树立了绝佳典型；而缠讼六年，最终索回公道：厚生省官员下台，同时认错下跪，受害带原者每人获四千五百万日元赔偿。问起龙平在艰难的凯归后最想要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时间。”
影片落幕后登场的是小说家李昂，白先勇介绍她“用作品向扭曲事实、扭曲人性的社会禁忌挑战”，李昂丢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纪录片中“家庭的父亲到哪里去了”。她直指台湾社会，女性往往是被动的无辜受害者，暴露在被丈夫、男友传染的威胁下。用文学探索权力与情欲运作下女性的处境，李昂说她多次听说“叫人快要昏倒”的实例，某位在Pub钓上老外“可爱的、天真的”台湾小姐，发生一夜情时拒绝男方使用保险套，理由是：“我的身体很健康，不会感染艾滋。”囿于保守观念，台湾性教育百废待举，行为大胆的新世代，在李昂眼中有如“走在路上的原子弹”。她强调台湾对艾滋的了解几近于零，诸如“口交会不会传染艾滋”“被传染的症状”的基本知识都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如何保护自己。女性往往在不对等的两性关系中沦为牺牲者，感染艾滋是男性的八到十倍，出于无心或是有意，被害者自己或性伴侣的不负责任，导致女性游走在受害者与加害人双重角色之间。“写情欲小说却并不鼓励情欲”的李昂，呼吁台湾妇女团体在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等关怀外，能将触角延伸到保护受艾滋侵害的女性。白先勇补充，根据卫生部门公布，台湾有六十多对是夫妻传染，被害者是配偶，不啻人间悲剧。
一九八一年美国东西岸大城艾滋造成“杀戮场般的死亡”，使作家将笔锋深入“极端被死亡灾难阴影笼罩下”的大环境生态巨变。台湾地区在八四、八五年出现艾滋后，白先勇称道朱天文九四年出版的《荒人手记》是最具有“后艾滋”（post-AIDS）气氛的代表作。累积二十多年小说创作经验，朱天文的小说美学认知十分接近米兰·昆德拉“小说家教读者用疑问去了解世界”的说法：“文学不能提供结论，甚至在开药方、指出路途的寻索中，不断岔开和分歧，掉入说不清的荆棘中。为了寻求答案却更迷惑。”相对各种民间团体、义工组织所做的关怀艾滋与争取艾滋病人平权（如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本地艾滋防治条例修订便列入反歧视条款），文学显然缓不济急、“口惠实不至”。朱天文直言，文学最感兴趣的主题在于“暧昧不明、幽微难测的灰黑地带”，像摄影时“狗狼暮色”，在探讨艾滋领域时难免“离题太远”。她举父亲癌症过世，尽管是耳熟能详的病，自己的反应是“事不关己，关己者痛，慌张混乱和无知无识的人一样”；更何况是出现不过二十年的艾滋，在主流体制外的新兴事物，难免因不理解而需要时间摸索，袪除因陌生而来的误解和敌意。
朱天文进一步指出，对艾滋陌生不只来自资讯传达宣导不够，如《韩森的艾滋岁月》中很多病人不了解：“感染不一定会发病，发病不一定会死亡。”还包括对艾滋背后代表的价值观、系统、体制，甚至哲学的伦理体系的隔膜，这新生的领域，或者可以引发小说创作者的兴趣。医疗系统的支援、社会资源的支撑之外，资讯充足可以扫除禁忌、污蔑，文学更进一步探勘许多“内化为疾病一部分，看不见的肌理”，透过爬梳，以“一对一”方式，让许多幽微处受到烛照，哪怕是没效率、长时间，甚至杂乱无章，但却提供人心抚慰与撑持。
“艾滋病虽然只发现二十年，但可能一下子不会走开，或许是二十一世纪我们要面对的最受威胁的疾病。”白先勇补充在非洲已有一千五百万人死于艾滋，而且感染者绝大部分是异性恋，男女各半。HIV病毒分化出A至J等十种亚型，传染方式不一，例如C型便在异性恋族群中扩散。在非洲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女性不敢拒绝伴侣性要求，导致感染率升高。
目前任职张老师文化公司副总编辑的廖娟秀，九五年将参与谊光组织、希望工作坊和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担任义工的亲身经验，写成《爱之生死——韩森的艾滋岁月》一书，对台湾艾滋病患在生活上、心理上、医疗上遭遇的困境有深切感触。身为女性，廖娟秀首先回应李昂，女性在调查中咸信“身家清白，怎么会得到艾滋”。长时推动艾滋教育，廖娟秀发现民众的隔绝感，认为只有高危险群，尤其是同性恋才会罹病；这肇因于只知艾滋和艾滋病毒，却对人的部分毫无所知，因为没有病人愿意挺身站出来剖白个人感受。先讲出人的故事，用文字或影像或任何媒介，让民众看到活生生的故事，主角是邻居、家人甚或自己，拉近人和人的感情，将焦点由艾滋转移到人身上，是用文学扫除陌生感的最佳途径。
期许“不光是写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故事；不光写病人，还能延伸到家属身上，扩及媒体以及社会大众”，廖娟秀说只有看到人，才能贴近、缩短和疾病的距离，我们才觉得有必要去了解、去对抗、去防备，她不讳言自己担任义工时，内心反应由害怕、恐惧，因接触、被接纳而逐渐产生对人的关爱，“我和韩森的关系超越了病毒，我不要只把他当感染者”。文学家除了写人的故事，廖娟秀更标示了一个探索人心抗拒陌生以及歧视异类的深层心理变化的尝试方向，提供读者省察自身的情绪反应。文学、艺术界是消除恐惧、正视艾滋的莫大助力，让艾滋不再是难以启齿的议题，而成为写作、拍电影取用的灵感素材，“如此艾滋教育才能深入人心”。
白先勇特别提出廖娟秀“艾滋病患者他们是人”的立足点，作为了解艾滋的起点，“了解家人都不容易，更何况陌生病患”，势必需要长时间。面对听众“认识不足，造成对艾滋的恐惧如何克服”的提问，白先勇胸有成竹：“知识会消除偏见、化解歧视，防治艾滋不论性倾向，重要在建立正确的知识，文学界有责无旁贷的义务。”书写艾滋，关怀艾滋，一群文学尖兵身先士卒做了最好的示范。
——原载二〇〇〇年四月《联合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