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说的是人民币。在低工资年代，相对于今天而言，一万元几乎是“天文数字”。一万元的贪污案是耸人听闻的大案。案犯起码判二十年以上，甚至判终身监禁。
一九六五年，两名歹徒抢劫了哈尔滨一家储蓄所，暴夺两万元，全省为之震惊。公安机关发动群众，十七小时内将歹徒缉拿归案，数日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们连一分钱还没来得及花出去，便做了黄泉路上的不甘之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伊始，挣钱的机遇渐多。中国人奔富的目标，是成为“万元户”。套今天的说法，“万元户”即“大款”了。倘农民而为“万元户”，姓名每见报端，遂为新闻。
五年以后，“万元户”不稀罕了。又五年以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物价一度飞涨，人民币急剧贬值。一万元对老百姓虽仍是一笔大数，但在市场上的购物指标明显下降了。那时一台进口的二十八九寸的彩电，价格大约在一万五千元至两万元左右。一万元只能买到一台国产的二十八九寸的彩电。现在，同样品牌同样规格的彩电，砍价后，二三千元以内便可买回家去。现在，市场购买力疲软，商品销售竞争激烈，一万元在某些富人眼里只不过区区小数了，但在市场上却能买许多东西了。
一万元，大约可以买一台二十九寸的国产彩电，外加一台中档以上的收录机，再加一台VCD，再加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倘善于精打细算，则肯定还有所余……
一万元，也可以体验两次“新马泰”数日游。这是满打满算地说，恐怕境外购物的钱就得另掏了。倘只在国内随团旅游，差不多够支付三次的经费……
现在，用一万元来衡量人民币的一般性商品购买力，似乎倒嫌数目太大了些。不妨用十元钱的一般商品购买力来对比。十元钱能在摊儿上买两双拖鞋、五条短裤、七八条小毛巾、一件棉背心……那么，一万元究竟还可以干什么呢？倘你所从事的职业特别需要，一万元还可以雇十个人，为你写十篇扬名显姓的文章，发在十种报刊上。在十元钱能买两双拖鞋加五条短裤的今天，一千元一篇一千字左右的文章，出价亦算比较大方了。愿为你服务的人将大有人在。以此为业或为副业的人不少……
某些商品特别需要广而告之。某些人的名字也特别需要经常见报。在商场上，“酒香不怕巷子深”已被证明是迂腐之见，并不可取，更不值得称道。
在文娱界，名字被淡忘，除非自愿，乃意味着事业的危机。故时不时地需要别人替自己提醒娱众，自己不但仍在“江湖”，而且正悄悄地从容不迫地或正热闹地紧锣密鼓地准备做什么，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不应该受到任何非议的。
故依我看来，替别人广而告之者，只要不是将劣的说成优的。将平庸的说成精彩的，只要不是肉麻的吹捧，所做便是大大的有益之事。既不但有益，而且丝毫无害。收下千儿八百元钱，也属最正当的收入之一种。古时候，这种收入叫“润笔费”。今天是否另有叫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似乎是出钱的与写文章的双方都讳莫如深之事。于出钱的一方，每怕传出去名声有损；于写文章的一方，则怕授人以讥柄……
其实，双方都不必不好意思，他人尤其要正常看待。明星大腕在电视里做广告，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几百万，不是早已被视为常事了么？那么，何不为“润笔费”公开正名呢？千字千元，多乎哉？太少也！我倒是想在此号召用文章的方式而替他人广而告之者，集体地抬高自己文章的价格。倘今后这社会这时代对此仍存尖酸歧义，我则愿一而再、再而三地充当辩护士……
一万元今天也可以雇人写另一类文章。
倘你对谁耿耿于怀，报复之心久矣，那么雇人写文章在媒体上攻击其差失、败坏其名声，实在是出资最少、影响最大的好方式，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万元可以雇十个写这类文章的人。
而且，保证那文章写得连钩带刺，冷讽热嘲，嬉笑怒骂，无所不用其极。使你那报复之心，获得间接的充分的发泄。
乐于用文章替人实施报复者，一点儿也不比乐于用文章替人广而告之者少。
当然，同类文章，并不都是金钱所雇情况下的“产品”。
但一万元确确实实，起码可以相当容易地雇到十个乐于为你服务的写手。
不只中国的今天此现象颇多，外国，尤其美国，也一样的。
倘你所要报复的，又正巧是什么“文人”，那么就更是双方一拍即合的事了。因为指斥“文人”的差失是太容易不过了。为文没差失，为人还没有么？孔老夫子取悦于南子的心理，足可作为他品质方面的缺口实行攻击。而且，弗洛伊德之学说能借以帮上大忙。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什么“温故而知新”，更是不值一驳了。三人行其二是贼是盗是江湖骗子的事难道还少么？“温故”就必定“知新”么？越“温故”其头脑其思维越陷于“故”死不开窍之人还少么？于是，孔老夫子不是似乎从文到人不值一提、不值一驳了么？连孔老夫子尚且如此的不堪攻击，何况后世的那些个寻常文人了！还因为“文人”在社会上一向是比较孤立的角色。背靠着什么文化公司、什么财团、什么富豪的“文人”，有是有的，但少。所以属于无“后盾”的敌人。又由于“文人”们一贯相轻，攻击张三、王五、姚六、孙二麻子等等必幸灾乐祸，“没事儿偷着乐”。所以攻击一经实行，首先在其同行们之间便是“大快人心”之事。最后，因为那金钱所雇的攻击方式，在古今中外，都可列为惯常之事，基本上属于合法的。即使涉嫌什么什么权，官司也往往打不清……
就我的观点而言，对花钱雇人以写文章的方式实行报复的人，说不出特别的不对来。报复之心，人皆有之。他自己不能写，或写不出水平，或不屑于亲自写，或其实也想亲自写而实在没精力，花笔小钱雇人写几篇旨在杀伤敌人，或假想敌的文章，实在地说，是非常自然、非常合乎人性、非常应该得到充分理解的事啊！
但对那被一笔小钱雇了，而以写文章的方式为他人实行报复的人，我是很鄙视的。起码，目前是很鄙视的。这足见我的迂腐，我的思想既不符合现实之经济规律，又不能超越于现实之上，而符合着理想主义的尴尬了。因为倘立足于现实，一千字一千元，或一万元由一个人承包了东一小篇西一大篇地可持续性地单干，我不能不承认那钱挣得也较容易。较容易挣的钱当然是值得挣的钱。而倘立足于真理想主义的大境界，那么其纯洁的眼，是根本不该发现这种勾当的。丑陋之事，当不入理想之眼。既不入眼，鄙视又从何谈起呢？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某人某些针对我的反反复复炮制着的所谓“文章”，是“市场经济规律”下的“产品”。而且，甚至知道那价码、那中间人。正是——明明白白我的心，明明白白他们的心。
但我现在还不便写出来，实话实说，证据还不确凿。
即使证据确凿了，也不一定非写出来不可。
因为他们的方式，并不能构成对我的真的报复效果，和真的打击力度。
所以，他们“没事儿偷着乐”，我其实也是“没事儿偷着乐”的。方式是古今中外的老方式，效果不过尔尔，我有理由乐。
最后我得声明，大多数，不，绝大多数批评我的为人、我的为文的文章，都并非“市场经济规律”下的“产品”。出自被雇佣的写手笔下的文章，是个例。
最近我又想，我认为此等人可鄙，也未必一定可鄙。是否又证明了我自己的观念迂腐呢？于是不禁反思。一经反思，茅塞顿开。那么我祝此行业兴旺发达，祝彼辈们收入丰厚。只是，希望文章写得再有点儿水平，莫因价低而便质劣，伤了这一行的“市场元气”就令人叹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