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间一扭头，蓦地看见了它——我指的是一只鞋。是的，它在那儿，在我斜对面，在秀瘦的漆黑的木架上。那是一只红色的高跟鞋，三道红色的条带，左二右一，交叉成了所谓鞋面。它的跟高约一寸半，名副其实的高跟鞋。看上去典雅、美艳，如名贵的工艺品。我扭着头，目光一时被它吸引住。
售货员走过来，问要不要替我取下来仔细看。说是麂皮的，新到，卖得不错。价格也不贵，二百六十几元……
我说不必。谢过她，继续寻觅我要买的鞋。我曾穿过一双在早市上买的二十四元一双的皮鞋。穿了一年半，不久前鞋底横裂了。
我希望再买到那样的一双皮鞋，比二十四元贵，倘三十四元、四十四元，也买。不过若一百几十元，我就犹豫了。于是我出现在这一家鞋城里，不知不觉地置身于鞋的墙垛之间。左右前后，都是鞋架，绕过来绕过去的还是鞋架，绕得我快有点儿晕头转向了。如同绕在由一排排鞋架形成的迷墙之间绕不出来，反而顾不上寻觅我要买的鞋了。倒是一只红色的高跟鞋，似乎瞬间引我终于离开“迷墙”，并且一下子站到什么艺术陈列馆的门前了。起码，我的意识当时有过那么一种成功逃遁了的感受……
然而日后我将那么一种感受讲给朋友听时，他讥讽我道：“拉倒吧您哪，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圣洁，动辄艺术不艺术的！事实毫无疑问的是—— 你当时的心理感受百分百是关于女人和性的！”
我乃凡夫俗子，我在这里坦率承认，当时，即我的目光蓦地被那一只红色的高跟鞋所吸引住的那几秒钟内，我由而联想到了女人的秀足、美腿、窈窕的身姿……但那确乎仅仅是几秒钟内的事。当我收回了目光，继续踱在一排排鞋架间时，头脑中于是产生了许许多多关于鞋的回忆和与弗洛伊德学说毫无关系的另外的联想：浮现出了一双双做鞋的手，浮现出了一双双穿各式各样的鞋子的男女老少的脚。在那似梦境的“电影”的片段中，也一次次叠印过了母亲做鞋子的手，一次次叠印过了我自己的穿着令自己害羞的鞋子的脚……
我从少年到青年时期，干脆说，在我这个男人曾经过的青春期，何曾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呵！《年轮》中那个用粉笔沾了唾沫将自己露在鞋窟窿外的大脚趾涂白的男孩儿，在此细节上写的是我自己；《泯灭》中那名中学男生，因两只脚穿了一双同边鞋，在雪地上留下了同是左脚跑步的脚印，所以引起了同学们的取笑，那也是中学的我身上发生的事。下乡前一年的冬季，我几乎到了没鞋可穿的地步，不得不穿一双极大的“毡疙瘩”，就是电影和儿童图画上圣诞老人穿的那一种鞋。哈尔滨从前也是北方有名的大城市呵。在大城市，一名中学男生穿一双足可塞入自己四五只脚的那样一种“毡疙瘩”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样子看上去多么的古怪是可想而知的……
鞋不同于衣裤。在从前的年代，若一户人家孩子多，排行小的弟弟妹妹反而不愁有旧衣裤穿了。因为裤子长衣服肥，是可以往短了往瘦了改做一番的，但鞋不行。无论是自己家做的还是买的，母亲们的手再巧，那也都是难以将一双鞋改小的。所以呢，老大穿小了的鞋，老二穿着却仍大。人脚并不随年龄明显地长。母亲们拿那样的一双鞋无计可施，又舍不得扔，便洗刷了晒干后保存起来，等小儿女们的脚长得够大了再给他们穿。两年三年后，那一双鞋的鞋口都变硬了。小儿女穿上，常常磨破了他们的脚。他们一向是不说的，忍着。等生生地磨出了茧子就不再觉得疼了。他们情知说也白说，徒惹母亲们内疚，不如不说。而年节前，父母又往往会私下里商议，他们的小儿女总穿哥哥姐姐的旧衣裤了，给小儿女买双新鞋吧。故从前的年代，一向一身旧衣的百姓人家的小儿女们，脚上却隔几年就会穿上一双新鞋。新鞋意味着是父母们对小儿女们的体恤。倘终究还是没买得起，母亲们就得为小儿女们做了。母亲们做成一双鞋太费事了。先要糊袼褙，就是将碎布角一层层用糨糊粘在一起。一层又一层，要叠十几二十几层，才可以一针针一线线纳在一起做成鞋底。故从前百姓人家的孩子，若很快穿破了一双母亲给自己做的鞋，内心里是觉得罪过的，是的是的，那是一种不小的罪过感。少年时期，我常受那种罪过感的折磨。
做鞋这件事与中国女人们的关系太悠久了。
孟姜女千里寻夫的传说之民间唱本中，就有“我夫一去十载整，一双新鞋未穿成；我今做鞋二十双，一年两双把夫寻，不见不回还”。她悲切满怀的是，丈夫被拉丁的兵士拖走前，她竟没来得及为丈夫做好一双新鞋！从前中国女人哭悼亡夫时，每有话是—— “临死前也没来得及再穿一双我做的鞋！”
三步一回头的“走西口”的男人们和连酸曲儿都不会哼一句的“闯关东”的男人们，行李卷中倘竟没有一双俗称“千层底、百衲帮”的鞋，那么他可真正是世界上最孤苦伶仃的男人了！那么意味着这世界上连个疼他的女人也是没有的了。
从某种角度而论，中国之革命的最后胜利，未尝不也是千千万万的男人用脚“走”出来的胜利。除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不知革命家们是否计算过，当年那些转战不停打江山的男人们，究竟走了多少来回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他们又穿烂了多少双鞋？从八年抗日战争到三年的解放战争——是几千万双还是几亿双？我曾读到过一首已故老诗人田间写于抗战时期的“标语诗”，它是这样的：
回去，告诉你的女人，
让她做鞋子；
好翻山呵！
好打仗呵！
短短四段文字，包含了女人、鞋、大山和仿佛迫在眉睫的战事，以及虽没有写到一字，但使我们感觉得到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男人们的气概。世界上，像那样密切地将鞋和诗联系在一起的文字现象，从前大概是少有的吧？为什么强调从前呢？因为后来尤其是现在，广告业一经发达并且日新月异花样翻新，关于鞋的另类的传递性意味的文字现象，早已为世人所司空见惯。好比女人的超短裙，被中文译为“迷你裙”，你不能不承认也是多少有点儿诗味的。
但我仍想指出，在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全身所穿戴的现代的一切常物中，鞋是最与其他不同的。唯有鞋，是离开着人体也仍具有立体形状的。连帽子也不能与鞋相比。挂着或放在平面上的一顶帽子，无论样式多么美观，做工多么考究，看上去总还是有些呆板，然而鞋不同。尤其女人鞋，又尤其女人的高跟鞋，一双也罢，一只也罢，它不计摆放在什么地方，不计怎么摆怎么放着，从纯粹美学的原理去看，它都是具有符合“黄金切割之律”的形状美感的。除了女人的人体本身，试问有谁能再举出世上的某一种东西，自信地说其竟比一双造型美观的女鞋更为立体更为艺术化？
世世代代的中国女人为中国男人做鞋子，做得太久了呀，做得太苦太累了呀！那么，现在，无论中国男人们为中国女人设计多少种类的鞋子供她们选择了穿，都是应该的。这一种历史性质的总报答，要得。
年轻的妻子们：
回去，告诉你的男人，
让他陪你买一双鞋子；
好美足呀！
好跳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