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白先勇应台大中文系之邀，假台大普通教室一〇一发表演讲，并与同学对话。主题是：“故事新说：我与台大的文学因缘及创作历程”。这原本是为中文系“现代小说”课程修课同学所做的演讲，不料消息公布之后，各界人士反应热烈，甚至自中南部专程前来听讲者亦不在少数。当晚，不仅教室中人山人海，座无虚席，连走道、讲台两旁及教室外的走廊上都挤满了听众，估计听讲人数有四五百人之多。除学生外，台大中文系教授柯庆明、张淑香、郭玉雯、李隆献、蔡瑜、魏岫明、康韵梅、陈翠英，外文系教授曾丽玲、柯悌穆等多人，亦同时到场听讲。会中，白先生畅谈了他当年在台大从事文学活动及日后个人写作过程中许多不为人知的趣事，并与同学就大家所关切的各项文学议题，进行热烈讨论。白先生的演讲生动风趣，深入浅出，全场笑声不断，听众情绪一直十分高昂。与同学的对谈，尤其能显露其人的性情与关怀。会后，热情的同学们更是蜂拥而上，纷纷请他在《孳子》《台北人》等小说上签名，以为留念。兹由尤静娴小姐将演讲及与同学的对谈记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我已经好多年没回台大了，这几年曾回来过两三次，但是都在暑假时，这一次柯庆明教授告诉我，必得在天黑前到台大看杜鹃花，于是我五点钟就到了，果然是一片花海，完全出乎我意料。从前杜鹃花只有今天的一半，花真的是长大了，三月天的校园很美，我真的很高兴回来。另外，我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学弟学妹来捧场，就像我们的杜鹃花一样。首先说明一点，本来因梅教授有两班现代小说的课，所以邀请我来谈谈创作，没想到人那么多，所以只好换间大教室，而这次的题目也是梅教授帮我想的，要我讲讲我跟台大的文学因缘和创作经验。
有关创作经验的分享就稍后留给对小说、散文创作有兴趣的同学发问。这次的演讲题目，梅教授的“因缘”二字用得很好，的确有时候是不知道的一些因缘领导你走上创作的路。碰到一个老师、一本书或一本杂志，很可能就打开了一扇门，你不知不觉就跑进去了；一旦跨进去，门就关上，没有回头路，所以这扇门很要紧。而我的这扇门大约是在一九五六年，那时我在成大念水利，我那时最大的抱负就是去长江三峡建水坝，因为我的中学地理老师说，中国民情落后，还没有一个大水坝，如果三峡水坝能建起来，中国就会富强，于是我决定念水利，不过后来还好没有念下去。到了水利系以后，微积分没问题，但我最怕画工程图，从前工具不好，画了一晚上，最后滴下来一滴墨就完了。于是我想难道我要一辈子做这个吗？当时正好在台南的一家书店看到两本文学杂志，上面有很多灰尘，我买了回去，一看是台大外文系夏济安先生创办的杂志，主要是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这本杂志可说是台大中文系和外文系师生的首次合作，除了介绍之外，还有诗、小说和散文的创作，水准都很高，我看了夏先生所写的一些评论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那时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在《文学杂志》上登出我的文章，那时我幻想着可以一边建水坝，一边写文章，不过这样的话，水库可能会不牢靠。后来就决定要走文学的路，于是重考。另一方面，我念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就十分鼓励我投稿，也推荐我去念外文系，因为当时创作的人大都是外文系出身，后来我也顺利考取台大外文系，立志创作、写作。
我大一的中文老师是叶庆炳先生，有一天他要我们自己创作一篇文章，无论是小说、散文或诗皆可；我心想机会来了，于是别人交一篇，我却交了三篇，之后文章发回来，叶先生没有说什么，大概是他不欣赏。我又把文章拿给夏先生看，他看了半天都不抬头，看完之后，他决定要把我的稿子登在杂志上，终于实现我的梦想。后来叶先生告诉我：“我当初没用你的文章，是要先让你产生挫败感，这是写小说的第一要件！”其实我和夏先生的因缘，早在我念中学时就已经建立。在我中学时，赵丽莲教授办了一本《学生英语文摘》，在当年是非常重要的英文杂志。每一期后面都会有夏先生的文章，他分析文学名著或好的英文文章，不仅一字字分析其来龙去脉，也解释字句的精妙处、气氛的营造和所能带给读者的联想等。夏先生的这些文章使我获益良多，其中有一篇使我印象深刻，是海明威的《战地春梦》（即《永别了，武器》）。此书开头就写树木枯萎、河床干涸的景象，一段文字就能把小说的基调写出来了。夏先生认为小说的开头十分重要，而这样的观念也影响了我日后的写作；另外，他批评“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已经充满了陈腔滥调，太过感伤（sentimental），所以他建议我应该去看冷一点的文章，像毛姆这一类作家的作品，风格比较冷静客观。夏先生最厉害的地方是能在三言两语间，指出我在写作上的不足，使我顿悟，我十分有幸能够成为他的关门弟子。夏先生对我的文学风格影响很大，指引我文学的大方针。
大二的时候，常跑到中文系修课，当时台静农老师教授文学史，叶嘉莹老师教授《左传》《史记》，郑骞老师教授词曲，就我个人而言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之美也有所帮助。介绍同学一本书，是由柯庆明教授所著的《昔往的辉光》，在这本书中，可以看见当时那些老师的风范，而无论外文系或中文系的老师，都在有形或无形中给予我很大的影响。台大的精神传承自北大，所以在这样的氛围下，我内心中也燃起效法“五四”的希望，所以在大二下学期，我决定也要办杂志，但是没有钱，也没有名气，除了勇气和献身文学的精神之外，一切外在的援助都不足，因此十分克难，甚至还要自己贴补费用以助出版，杂志一出来，便递给老师、同学一本。当时为了凑足版面，第一期我自己写了两篇东西，用了两个笔名，其中有一篇是《玉卿嫂》；里面还有余光中的诗及王文兴的作品。这本杂志很大的功用是成为我练习的园地，基本上我大部分的短篇小说都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在当时社会、政治保守，经济落后的情况下，由于我们的能力尚不足，所以引进了外国批评家对于文学评论的介绍，也引起了当时台湾对于现代主义的兴趣。当时办杂志的目的以文学为主，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也因此包含了各种流派的作品。文学可说是精神发展上的清新空气，也是我精神上之所托。这本杂志的走向以介绍西方文学为主，直到柯庆明任主编，同时兼具中外文学，而回到了当时夏济安教授办《文学杂志》的初衷。在这段时期里，由于共同办杂志而会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为文学努力。
下面还有一些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量发问。
问：读白先生《台北人》时，可以感受到您对于文化和历史的哀悼与反思，另外您认为作家的终极关怀应该是普遍的人性，请问您针对这两个主题，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呈现？
答：我相信一部文学作品，不单是一位作家建立的作品，可能也是他所属文化的产物。以《红楼梦》为例，如果不是到了乾隆时代，恐怕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那时，整个中国文明从极盛即将走向没落，作家的敏感性，使他感觉到文化上的大反扑，而有创作的灵感。无论是作家、音乐家或画家等，都会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受虽是个人的，但却会在作品中不自觉地反映出自己的遭遇。当初写完《台北人》时，可能无法分析写作时的感受，好多年后回想，当时的确很悲观。一九六五年开始写《台北人》，一九七一年完成，这几年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我在美国看到很多报道，突然觉得中国文明大概会毁于一旦。《台北人》是写一群由大陆迁到台湾的移民的故事，但他们本身也有自己的历史背景，文化上的转折。当我朦朦胧胧有这样的一种意念，在写作时也有意无意地凸显出来。写第一篇时，就用了刘禹锡的《乌衣巷》，可见我的确是有意呈现这种意念。但是当初在一篇篇写时，并没有发现，反而在多年后回忆起，才有这样的感觉。另外关于人性关怀的问题，我相信各民族间有集体潜意识的存在，我想在我们所看过的作品中，能流传下来，还能感动触发读者的，通常都是处理一些人性基本感受的主题。如《诗经》距今已好几千年，不论是哪一国风，都是表现人性的感受。虽然各时代的价值观不同，但基本的人性、共感仍是相同的。除非有一天人性变了，不再需要文学和艺术，否则我相信文学脱离不了人性。
问：前面提到夏先生告诉您写作的大方向，请问这个大方向是什么？其次，您觉得要接触多少中国文学才算适当？
答：夏先生给我的忠告不少，但最要紧的是他很注重文字。文字、对话不好，就写不好小说。他对于创作的基本功很重视，所以在写一段叙述时，必须陈述得十分清楚。就小说而言，对话十分重要，如果对话写得不好，小说就会失色不少。中国小说以对话见长，不像外国小说可以长篇累牍地论证，中国长篇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中几乎全是对话。对话的功用，不仅可以推动情节、表现个性，也可以制造气氛；因此，适当的对话十分要紧。要写长篇小说就要先看中国的经典小说，像《红楼梦》《水浒传》，因为我们用的语言是中国的语言，这些经典作品还是必读的。
问：您认为一位作家的作品需要“文以载道”吗？文学的自由就您来看是否有所限制？
答：这个问题自古以来都在讨论，我想，要看你对于“道”怎么解释。每位作家都有自己所认为的真理和“道”，如果把“道”当成一般社会的“道”，其实有点危险。今天的“道”，明天就不是“道”，这种常变的“道”会有问题。所谓“文以载道”，可能是在探讨文学的功用到底在哪儿？我想文学最重要的功用是情感教育，文学教导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人性如此复杂，有光明、黑暗、懦弱和坚强，此时文学给予人教育，让你对于人性有所了解和关怀。文学能不能改变世风？我不知道，因为文学的颠覆性很大，如《水浒传》《西厢记》，就有不少人认为是在诲淫诲盗。对于现行的社会道德，大部分的人会去遵守，但一定也有人受不了这种规范。但文学常常是少数，也许以后会变多数也不一定，但文学家常常走在时代的尖端，常觉得在当代他的读者尚未出世，等到以后，他的读者才说：“原来他讲的是现在的事！”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我想，文学上最高境界的作用是作为宗教功能，因为人间有许多悲惨的事情，人也具有恶性，而宗教能感化人性，文学也有这种功能。一个大文学家绝对不会教人杀人放火，文学是教人为善的过程。宗教、政治十分容易，你只要信仰就可以；但文学写出在向善的过程中多少会有限制、陷阱，对一篇好小说而言，“挣扎”始终是好题目。尤其西洋文学对于人性的善恶研究得很深刻，十分不留情。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于人性的刻画就十分细腻，觉得人心怎么会这样黑暗，对于恶人的包容怎么那样广，文学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个。
问：您笔下的爱情，如《玉卿嫂》，常常是一种透过补偿或救赎心态的变形爱情，想请问您对于爱情的真正看法为何？
答：的确，小说或多或少都能反映作者的一些观念，如爱情观，我可能是倾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比较激烈的爱情观，写起来比较过瘾；但我对爱情并不悲观。虽然小说中的人物有意无意透露出作者的个性，但他们和我并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一个小说家除了了解自己的感情外，最重要的是了解人类的感情；就是说有个玉卿嫂爱得那么痛苦，我懂得她，于是我就写她。
问：您同意将您归为怀旧作家吗？《红楼梦》对您的影响又是如何？
答：我的确很怀旧，中国文学的特色就是“老”。至于《红楼梦》对我的影响是在小说技巧的应用上，在《红楼梦》中已使用了现在所谓的“观点”，如书中对于大观园的叙述，是由一个全知观点和刘姥姥进大观园时由她眼中所看到的世界所交叉呈现出的，这艺术成就是相当高也相当进步的，只可惜后来的中国小说便走下坡路了。
问：首先请问您的文学经验和创作的关系。第二是请问创作的机缘和时空背景是否有关系？若您在九十年代的台大，是否有机会来带动文学？您对酷儿文学的看法又如何呢？
答：所有的文学都会不自觉把作者经验融入作品，就我而言，我学习宋词，背了很多，可能宋词的音韵之美影响了我，有意无意我就很重视节奏，念起来不好听，我就觉得不好。而西方文学对我也有影响，我并不忌讳引用，因为它已经融入我的文字之中。另外第二个问题，今天我到了新总图，发现一切都已电脑化，因此我想我应该先学学电脑，才能再谈。由于整个社会的解放，所以酷儿理论可以成为显学，现在的社会里，没有事不敢说出口，也使得它的发展更蓬勃。我想，到了将同性恋视为人性中的一部分时，酷儿文学便可收编至其下。
问：请问文学和现实的关系？
答：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现实”。“小说”的英文是fiction，也就是“虚构”，所以小说第一要件是“假的”，绝对不是现实，“真的”就是true story，就不是小说，而是新闻报道、历史……小说一定是透过作家的眼光、作家的看法而表现出来，所谓“写实主义”很有问题。文学不写实，写实就不是文学了，只要写得像就行了。但是文学的确能了解一个社会，但反映的是比较深层的部分，而不是表面的现象，它可能是整个社会心灵的反射。好比英国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而中国也不能没有李、杜；他们的东西也是现实，但绝不是新闻记者。
问：根据您的传记得知，白先生的父亲是抗日将军，那么您本身会不会因家庭背景而对于日本抱持负面的想法？会不会影响您对于日本文学的涉猎？
答：我想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情结非常复杂，我个人的看法是：抗日时日本对于中国的损害很大，那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令我耿耿于怀，我觉得日本对于中国文化、人民的伤害不可计数；但是日本的文化对我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我喜欢日本的音乐、文学和各种精致的东西。但是我对于日本侵略中国这一部分是不能原谅的。这必须分开来看，历史是ironic（讽刺的），现在的日本人是无辜的，但当时的军国主义绝对是错误的，我想历史上必须交代清楚，我想中日之间的爱恨情仇，还得继续下去。艺术上的美好，我都喜欢，所以我喜欢日本精致的文化表现，但对于历史上的侵略，我无法忘记。
问：二十一世纪是语言的世纪，无论是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都是很热门的研究语言，请问，您对语言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另外，许多小说流行用语言来做实验，请问您的观点又是什么？
答：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我的学弟王祯和曾说：“文学就是把文字放在最恰当的地方，每个字都放在最恰当的地方，就是文学。”这样的解释虽然简单明了，实际上却非常不容易。有时候语言不是那么理想，文学虽然是语言的艺术，但它的内涵也十分重要。什么是最好的语言很难说，我想形式和内容配合得最好的，就是最好的语言。有时候语言很漂亮，内容却空泛浅薄，只是虚有其表；有时候语言很笨拙，却和内容配合得很好，就很有味道。所以这不太一定。而现在作家去实验语言，我想这是必有的现象，现在社会每个人都想有自己的风格，作家也想创造自己的风格，而这种创造通常就会从语言开始。
问：地点对一个作者而言重要吗？
答：对卡夫卡的小说而言，地点并不重要，但对某些作家而言，地点很重要。对我而言，虽然台北很丑，但是很重要（我是“台北人”嘛！），无论如何创作，最后仍会写着写着又写回台北。可能我在台北生活的十一年是我成长及文学创作上都十分重要的一段时期。
问：先恭喜您的《台北人》获选为“经典三十”之首，请问在您心目中，经典书目为何？另外，请问若您要独居荒岛，您将会选择怎样的“荒岛书目”与您做伴？
答：经典唯一的标准应该是时间。过了一两百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会感动才叫经典。这个“经典三十”可能还不算经典，可能还得再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经典书目随时可以增加，之前所提到的书都可以算是经典。在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东方小说是《红楼梦》，看了《红楼梦》，你就懂得中国的人情世故。《红楼梦》教你如何做人做事，绝对值得细读。而西方小说亦是，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书中呈现了基督的博爱，读了之后会对人性的缺点较为宽容。至于“荒岛书目”，我个人现在看的是杜甫，年轻时候爱看李白，老了就爱看杜甫，在座的同学们还是先看李白吧！
问：请问经由观察而得到的印象，是在作家创作时心中就想表现出来的，或是作者只是直觉地写作，而读者却自行得到某些印象？另外作家在创作时，会不会期待给读者什么样的感觉？
答：我想创作，不管文学、绘画、音乐都一样，都是潜意识的活动，如果刻意创作大概很难有好作品。作家酝酿到某一程度，自然就会产生作品，而不会考虑读者的。作家会先想到自己，但写完之后，会希望能找到知音，如果有读者能说出你心中所想的，会十分高兴。
问：请问您对于“创作能疗伤止痛”有何看法？
答：屈原是中国文学中流人逐客的代表，文人在贬官流放后就写文章，是一种传统，这也和我们历史上的战乱特别多有关。另外，可能人基本上一出娘胎就等于流放，所以即使不经战乱的人，在心灵上也有这种感觉，也许人生本来就有这种感觉。
问：人性的终极关怀还得关怀生死的问题，《台北人》中生死挣扎、今昔对照是很多人讨论的问题，请问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您对生死又有什么看法？
答；生死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写《台北人》的时候，并不自觉会将现在的想法写出来，所以当时写的是老人的心境，可是我现在却对生命充满了好奇，我想我大概返老还童了。
问：就新闻记者而言，写东西心中要有读者，文字必须老妪能解，那么您在写作时，心中有没有特定的读者群，或者说读者愈多愈好？
答：报道必须明白清楚且客观。就我而言，并没有想到是否要为特定读者群创作，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每一篇都有不一样的风格，所以在创作时并没有想那么多。
——原载二〇〇一年七月《中外文学》第三十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