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钟声
站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我大约两岁多。
我记事早。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奶奶抱着我走近看，说：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把“斯”读成三声，觉得有趣，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九五三年，那年我两岁。
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走向小街的东端。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像什么也没有。谁料，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那街上有酒馆，有杂货铺，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因为有小吃摊，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骆驼队。“什么呀，奶奶？”“啊，骆驼。”“干吗呢，它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驼铃一路叮铃当啷叮铃当啷地响，骆驼的大脚蹚起尘土，昂首挺胸目空一切，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行人和车马都给它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儿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外。”“城外什么样儿？”“行了，别问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我想去城外”，我说“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我就哭。“奶奶带你去个更好玩儿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房屋零乱，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进了一个大门。啊，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穿过长廊，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儿弹响风琴，琴声飘荡，满屋子里的阳光好像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惟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宁静又欢欣，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一响，这孩子就傻了似的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羡慕所有那些孩子，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徒然地睁大眼睛，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都记不大清了，好像那个大胡子的老头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然后光线就暗下去，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树林里了，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圣诞礼物。
这时候，晚祈的钟声敲响了——唔，就是这声音，就是他！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缥缈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它在哪儿呀，奶奶？”
“什么，你说什么？”
“这声音啊，奶奶，这声音我听见过。”
“钟声吗？啊，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这时我才知道，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了阳光。风过树林，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连接起晚霞与初月，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
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去过。
不知何时，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拆除。我想，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但未如愿。
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四十年以后了。那年，我和妻子坐了八九个小时飞机，到了地球另一面，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他。在清洁的空气里，在透彻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在安静的小街，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随时都听见他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认真地听他，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整个世界都好像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我的幼儿园
五岁，或者六岁，我上了幼儿园。有一天母亲跟奶奶说：“这孩子还是得上幼儿园，要不将来上小学会不适应。”说罢她就跑出去打听，看看哪个幼儿园还招生。用奶奶的话说，她从来就这样，想起一出是一出。很快母亲就打听到了一所幼儿园，刚开办不久，离家也近。母亲跟奶奶说时，有句话让我纳闷儿：那是两个老姑娘办的。
母亲带我去报名时天色已晚，幼儿园的大门已闭。母亲敲门时，我从门缝朝里望：一个安静的院子，某一处屋檐下放着两只崭新的木马。两只木马令我心花怒放。母亲问我：“想不想来？”我坚定地点头。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她把我们引进一间小屋，小屋里还有一个老太太正在做晚饭。小屋里除两张床之外只放得下一张桌子和一个火炉。母亲让我管胖些并且戴眼镜的那个叫孙老师，管另一个瘦些的叫苏老师。
我很久都弄不懂，为什么单要把这两个老太太叫老姑娘？我问母亲：“奶奶为什么不是老姑娘？”母亲说：“没结过婚的女人才是老姑娘，奶奶结过婚。”可我心里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结婚嘛，不过发几块糖给众人吃吃，就能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在我想来，女人年轻时都是姑娘，老了就都是老太太，怎么会有“老姑娘”这不伦不类的称呼？我又问母亲：“你给大伙儿买过糖了吗？”母亲说：“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给大伙儿买糖？”“那你结过婚吗？”母亲大笑，揪揪我的耳朵：“我没结过婚就敢有你了吗？”我越糊涂了，怎么又扯上我了呢？
这幼儿园远不如我的期待。四间北屋甚至还住着一户人家，是房东。南屋空着。只东西两面是教室，教室里除去一块黑板连桌椅也没有，孩子们每天来时都要自带小板凳。小板凳高高低低，二十几个孩子也是高高低低，大的七岁，小的三岁。上课时大的喊小的哭，老师呵斥了这个哄那个，基本乱套。上课则永远是讲故事。“上回讲到哪儿啦？”孩子们齐声回答：“大——灰——狼——要——吃——小——山——羊——啦！”通常此刻必有人举手，憋不住尿了，或者其实已经尿完。一个故事断断续续要讲上好几天。“上回讲到哪儿啦？”“不——听——话——的——小——山——羊——被——吃——掉——啦！”
下了课一窝蜂都去抢那两只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两个老太太——还是按我的理解叫她们吧——心惊胆战满院子里追着喊：“不兴这样，可不兴这样啊，看摔坏了！看把刘奶奶的花踩了！”刘奶奶，即房东，想不懂她怎么能容忍在自家院子里办幼儿园。但“骑马打仗”正是热火朝天，这边战火方歇，那边烽烟又起。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蹦儿，或者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押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惟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这时你惟一的祈祷就是那两个老太太快来吧，快来结束这荒唐的游戏吧。但你终会发现，这惩罚并不随着她们的制止而结束，这惩罚扩散进所有的时间，扩散到所有孩子的脸上和心里。轻轻的然而是严酷的拒斥，像一种季风，细密无声从白昼吹入夜梦，无从逃脱，无处诉告，且不知其由来，直到它忽然转向，如同莫测的天气，莫测的命运，忽然放开你，调头去捉弄另一个孩子。
我不再想去幼儿园。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开始装病，开始想尽办法留在家里跟着奶奶，想出种种理由不去幼儿园。直到现在，我一看见那些哭喊着不要去幼儿园的孩子，心里就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响晴白日也觉有鬼魅徘徊。
幼儿园实在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印象。倒是那两个老太太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一个胖些，一个瘦些，都那么慈祥，都那么忙碌、慌张。她们怕哪个孩子摔了碰了，怕弄坏了房东刘奶奶的花，总是吊着一颗心。但除了这样的怕，我总觉得，在她们心底，在不易觉察的慌张后面，还有另外的怕。另外的怕是什么呢？说不清，但一定更沉重。
长大以后我有时猜想她们的身世。她们可能是表姐妹，也可能只是自幼的好友。她们一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都弹得一手好风琴，似可证明。我刚到那幼儿园的时候，就总听她们向孩子们许愿：“咱们就要买一架风琴了，幼儿园很快就会有一架风琴了，慢慢儿地幼儿园还会添置很多玩具呢，小朋友们高不高兴呀？”“高——兴！”就在我离开那儿之前不久，风琴果然买回来了。两个老太太视之如珍宝，把它轻轻抬进院门，把它上上下下擦得锃亮，把它安放在教室中最醒目的地方，孩子们围在四周屏住呼吸，然后苏老师和孙老师互相推让，然后孩子们等不及了开始嘁嘁嚓嚓地乱说，然后孙老师在风琴前庄重地坐下，孩子们的包围圈越收越紧，然后琴声响了孩子们欢呼起来，苏老师微笑着举起一个手指：“嘘——嘘——”满屋子里就又都静下来，孩子们忍住惊叹可是忍不住眼睛里的激动……那天不再讲故事，光是听苏老师和孙老师轮流着弹琴，唱歌。那时我才发觉她们与一般的老太太确有不同，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涌现着天真。那琴声我现在还能听见。现在，每遇天真纯洁的事物，那琴声便似一缕缕飘来，在我眼前，在我心里，幻现出一片阳光，像那琴键一样地跳动。我想她们必是生长在一个很有文化的家庭。我想她们的父母一定温文尔雅善解人意。她们就在那样的琴声中长大，虽偶有轻风细雨，但总归晴天朗照。这样的女人，年轻时不可能不对爱情抱着神圣的期待，甚至难免极端，不入时俗。她们窃窃描画未来，相互说些脸红心跳的话。所谓未来，主要是一个即将不知从哪儿向她们走来的男人。这个人已在书中显露端倪，在装帧精良的文学名著里面若隐若现。不会是言情小说中的公子哥。可能会是，比如说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但绝不是渥伦斯基或卡列宁一类。然而，对未来的描画总不能清晰，不断地描画年复一年耗损着她们的青春。用“革命人民”的话说：她们真正是“小布尔乔亚”之极，在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做着与世隔绝的小资产阶级温情梦。大概会是这样。也许就是这样。假定是这样吧，但是忽然！忽然间社会天翻地覆地变化了。那变化具体是怎样侵扰到她们的生活的，很难想像，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过于特别的地方，像所有衰败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小姐们惟惊恐万状、睁大了眼睛发现必须要过另一种日子了。颠沛流离，投亲靠友，节衣缩食，随波逐流，像在失去了方向的大海上体会着沉浮与炎凉……然后，有一天时局似乎稳定了，不过未来明显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任性地描画。以往的描画如同一叠精心保存的旧钞，虽已无用，但一时还舍不得扔掉，独身主义大约就是在那时从无奈走向了坚定。她们都还收藏着一点儿值钱的东西，但全部集中起来也并不很多，算来算去也算不出什么万全之策，惟知未来的生活全系于此。就这样，现实的严峻联合起往日的浪漫，终于灵机一动：办一所幼儿园吧。天真烂漫的孩子就是鼓舞，就是信心和欢乐。幼儿园吗？对，幼儿园！与世无争，安贫乐命，倾余生之全力浇灌并不属于我们的未来，是吗？两个老姑娘仿佛终于找回了家园，云遮雾障半个多世纪，她们终于听见了命运慷慨的应许。然后她们租了一处房子，简单粉刷一下，买了两块黑板和一对木马，其余的东西都等以后再说吧，当然是钱的问题……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回那幼儿园去看过一回。果然，转椅、滑梯、攀登架都有了，教室里桌椅齐备，孩子也比以前多出几倍。房东刘奶奶家已经迁走。一个年轻女老师在北屋的廊下弹着风琴，孩子们在院子里随着琴声排练节目。一间南屋改作厨房，孩子们可以在幼儿园用餐了。那个年轻女老师问我：“你找谁？”我说：“苏老师和孙老师呢？”“她们呀？已经退休了。”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哪是什么退休呀，是她们的出身和阶级成分不适合教育工作。后来“文革”开始了，又听说她们都被遣送回原籍。
“文革”进行到无可奈何之时，有一天我在街上碰见孙老师。她的头发有些乱，直着眼睛走路，仍然匆忙、慌张。我叫了她一声，她站住，茫然地看我。我说出我的名字，“您不记得我了？”她脸上死了一样，好半天，忽然活过来：“啊，是你呀，哎呀哎呀，那回可真是把你给冤枉了呀。”我故作惊讶状：“冤枉了？我？”其实我已经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可事后你就不来了。苏老师跟我说，这可真是把那孩子的心伤重了吧？”
那是我临上小学前不久的事。在东屋教室门前，一群孩子往里冲，另一群孩子顶住门不让进，并不为什么，只是一种游戏。我在要冲进来的一群中，使劲推门，忽然门缝把我的手指压住了，疼极之下我用力一脚把门踹开，不料把一个女孩儿撞得仰面朝天。女孩儿鼻子流血，头上起了个包，不停地哭。苏老师过来哄她，同时罚我的站。我站在窗前看别的孩子们上课，心里委屈，就用蜡笔在糊了白纸的窗棂上乱画，画一个老太太，在旁边注明一个“苏”字。待苏老师发现时，雪白的窗棂已布满一个个老太太和一个个“苏”。苏老师颤抖着嘴唇，只说得出一句话：“那可是我和孙老师俩人糊了好几天的呀……”此后我就告别了幼儿园，理由是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其实呢，我是不敢再见那窗棂。
孙老师并没有太大变化，惟头发白了些，往日的慈祥也都并入慌张。我问：“苏老师呢，她好吗？”孙老师抬眼看我的头顶，揣测我的年龄，然后以对一个成年人的语气轻声对我说：“我们都结了婚，各人忙各人的家呢。”我以为以我的年龄不合适再问下去，但从此心里常想，那会是怎样的男人和怎样的家呢？譬如说，与她们早年的期待是否相符？与那阳光似的琴声能否和谐？
二 姥 姥
由于幼儿园里的那两个老太太，我总想起另一个女人。不不，她们之间从无来往，她与孙老师和苏老师素不相识。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与她们一起出现，仿佛彼此的影子。
这女人，我管她叫“二姥姥”。不知怎么，我一直想写写她。
可是，真要写了，才发现，关于二姥姥我其实知道的很少。她不过在我的童年中一闪而过。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母亲在世时我应该问过，但早已忘记。母亲去世后，那个名字就永远地熄灭了；那个名字之下的历史，那个名字之下的愿望，都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如同从不存在。我问过父亲：“我叫二姥姥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想了又想，眼睛盯在半空，总好像马上就要找到了，但终于还是没有。我又问舅舅，舅舅忘得同样彻底，惟影影绰绰地听说过，她死于“文革”期间。舅舅惊讶地看着我：“你还能记得她？”
这确实有些奇怪。我与她见面，总共也不会超过十次。我甚至记不得她跟我说过什么，记不得她的声音。她是无声的，黑白的，像一道影子。她穿一件素色旗袍，从幽暗中走出来，迈过一道斜阳，走近我，然后摸摸我的头，理一理我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在我的发间穿插，轻轻地颤抖。仅此而已，其余都已经模糊。直到现在，直到我真要写她了，其实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要写她，以及写她的什么。
她不会记得我。我是说，如果她还活着，她肯定也早就把我的名字忘了。但她一定会记得我的母亲。她还可能会记得，我的母亲那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
母亲带我去看二姥姥，肯定都是我六岁以前的事，或者更早，因为上幼儿园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她很漂亮吗？算不上很，但还是漂亮，举止娴静，从头到脚一尘不染。她住在北京的哪儿我也记不得了，印象里是个简陋的小院，简陋但是清静，什么地方有棵石榴树，飘落着鲜红的花瓣，她住在院子拐角处的一间小屋。惟近傍晚，阳光才艰难地转进那间小屋，投下一道浅淡的斜阳。她就从那斜阳后面的幽暗中出来，迎着我们。母亲于是说：“叫二姥姥，叫呀？”我叫：“二姥姥。”她便走到我跟前，摸摸我的头。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知道她脸上是微笑，微笑后面是惶恐。那惶恐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到来，从她手上冰凉而沉缓的颤抖中我明白，那惶恐是在更为深隐的地方，或是由于更为悠远的领域。那种颤抖，精致到不能用理智去分辨，惟凭孩子混沌的心可以洞察。
也许，就是这颤抖，让我记住她。也许，关于她，我能够写的也只有这颤抖。这颤抖是一种诉说，如同一个寓言可以伸展进所有幽深的地方，出其不意地令人震撼。这颤抖是一种最为辽阔的声音，譬如夜的流动，毫不停歇。这颤抖，随时间之流拓开着一个孩子浑沌的心灵，连接起别人的故事，缠绕进丰富的历史，漫漶成种种可能的命运。恐怕就是这样。所以我记住她。未来，在很多令人颤抖的命运旁边，她的影像总是出现，仿佛由众多无声的灵魂所凝聚，由所有被湮灭的心愿所举荐。于是那纤细的手指历经沧桑总在我的发间穿插、颤动，问我这世间的故事都是什么，故事里面都有谁？
二姥姥比母亲大不了几岁。她叫母亲时，叫名字。母亲从不叫她，什么也不叫，说话就说话，避开称谓。母亲不停地跟她说这说那，她简单地应答。母亲走来走去搅乱着那道斜阳，二姥姥仿佛静止在幽暗里，素色的旗袍与幽暗浑成一体，惟苍白的脸表明她在。一动一静，我以此来分辨她们俩。母亲或向她讨教裁剪的技巧，把一块布料在身上比来比去，或在许多彩色的丝线中挑拣，在她的指点下绣花、绣枕头和手帕。有时候她们像在讲什么秘密，目光警惕着我，我走近时母亲的声音就小下去。
好像只有这些。对于二姥姥，我能够描述的就只有这些。她的内心，除了母亲，不大可能还有另外的人知道。但母亲，曾经并不对谁说。
很多年中，我从未想过二姥姥是谁，是我们家的怎样一门亲戚。有一天，毫无缘由地（也可能是我想到，有好几年母亲没带我去看二姥姥了），我忽然问母亲：“二姥姥，她是你的什么人？”母亲似乎猝不及防，一时嗫嚅。我和母亲的目光在离母亲更近的地方碰了一下，我于是看出，我问中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母亲于是也明白，有些事，不能再躲藏了。
“啊，她是……嗯……”
我不说话，不打断她。
“是你姥爷的……姨太太。你知道，过去……这样的事是有的。”
我和母亲的目光又轻轻地碰了一下，这一回是在离我更近的地方。唔，这就是母亲不再带我去看她的原因吧。
“现在，她呢？”我问。
“不知道。”母亲轻轻地摇头，叹气。
“也许她不愿意我们再去看她，”母亲说，“不过这也好。”
母亲又说：“她应该嫁人了。”
我听不出“应该”二字是指必要，还是指可能。我听不出母亲这句话是宽慰还是忧虑。
“文革”中的一天，母亲从外面回来，对父亲说她在公共汽车上好像看见了二姥姥。
“你肯定没看错？”母亲不回答。母亲洗菜，做饭，不时停下来呆想，说：“是她，没错儿是她。她肯定也看见我了，可她躲开了。”
父亲沉吟了一会儿，安慰母亲：“她是好意，怕连累咱们。”
母亲叹息道：“唉，到底谁连累谁呢……”
那么就是说，这之后不久二姥姥就死了。
一个人形空白
我没见过我应该叫他“姥爷”的那个人。他死于我出生前的一次“镇反”之中。
小时候我偶尔听见他，听见“姥爷”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后面相应地应该有一个人。“他在哪儿？”“他已经死了。”这个词于是相应地有了一个人形的空白。时至今日，这空白中仍填画不出具体的音容举止。因此我听说他就像听说非洲，就像听说海底或宇宙黑洞，甚至就像听说死；他只是一个概念，一团无从接近的虚缈的飘动。
但这虚缈并不是无。就像风，风是什么样子？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
但当有一天，母亲郑重地对我讲了姥爷的事，那风还是显得突然与猛烈。
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早春的一个午后，母亲说：“太阳多好呀，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随风摇荡，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那枪声沉闷之极。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姥爷”一词从不出现，母亲只说“他”，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我不问，只是听。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做“历史”的东西里去了，永不复返。
母亲艰难地讲着，我惟默默地走路。母亲一定大感意外：这孩子怎么会这么镇静？我知道她必是这样想，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小心地摸索。我们走过几里长的郊区公路，车马稀疏，人声遥远，满天都是杨花，满地都是杨花的尸体。那时候别的花都还没开，田野一片旷然。
随后的若干年里，这个人，偶尔从亲戚们谨慎的叹息之中跳出来，在那空白里幽灵似的闪现，犹犹豫豫期期艾艾，更加云遮雾罩面目难清——
“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吧？别说他没想到，老家的人谁也没想到……”
“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来，这下大伙儿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
“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没人知道去了哪儿。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说又看见他了，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我们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吗？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
“老人们早都说过，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才，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可惜啦，他参加的是国民党，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
“这个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办幼儿园，办夜校，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孩子们都去学唱歌，大人都得去识字，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
“有个算命的说过，这人就是忒能了，刚愎自用，惹下好些人，就怕日后要遭小人算计……”
“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劝他快走，先到别的地方躲躲，躲过这阵子再说，他不听嘛……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让位就是，可是你们记住，谁来了我也不跑。我为什么要跑？”
“后来其实没他什么事了，他去了北京，想着是弃政从商踏踏实实做生意去。可是，据说是他当年的一个属下，给他编造了好些个没影儿的事。唉，做人呀，什么时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
“其实，只要躲过了那几天，他不会有什么大事，怎么说也不能有死罪……直到大祸临头他也没想到过他能有死罪……抓他的时候他说：行啊，我有什么罪就服什么刑去。”
…………
这里面必定隐匿着一个故事，悲惨的，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但我没有兴致去考证。我不想去调查、去搜集他的行迹。从小我就不敢问这个故事，现在还是不敢——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故事有时候是必要的，有时候让人怀疑。故事难免为故事的要求所迫：动人心弦，感人泪下，起伏跌宕，总之它要的是引人入胜。结果呢，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了。一些人真实的困苦变成了另一些人编织的愉快，一个时代的绝望与祈告，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潇洒的文字调遣，不能说这不正当，但其间总似拉开着一个巨大的空当，从中走漏了更要紧的东西。
不是更要紧的情节，也不是更要紧的道理，是更要紧的心情。
因此，不敢问，是这个隐匿的故事的要点。
“姥爷”这个词，留下来的不是故事，而是一个隐匿的故事，是我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惧怕。我记得我从小就蹲在那片虚缈、飘动的人形空白下面，不敢抬头张望。所有童年的游戏里面都有它的阴影，所有的睡梦里都有它的嚣叫。我记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所有少年的期待里面都有它在闪动，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扑打。阳光里总似潜伏着凄哀，晚风中总似飘荡着它的沉郁，飘荡着姥姥的心惊胆战，母亲的噤若寒蝉，奶奶和父亲的顾左右而言他，二姥姥不知所归的颤抖，乃至幼儿园里那两个老太太的慌张……因此，我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我怕它一旦成为故事就永远只是一个故事了。而那片虚缈的飘动未必是要求着一个具体的形象，未必是要求着情节，多么悲惨和荒诞的情节都不会有什么新意，它在要求祈祷。多少代人的迷茫与寻觅，仇恨与歧途，年轻与衰老，最终所能要求的都是：祈祷。
有一年我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忏悔的人，走到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墓前，双腿下跪，我于是知道忏悔不应当只是一代人的心情。有一年，我又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祈祷的人走到二战德国阵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我于是看见了祈祷的全部方向。
姥姥给我留下的记忆很少。姥姥不识字，脚比奶奶的还要小，她一直住在乡下，住在涿州老家。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把她接来，她来了便盘腿坐在床上，整天整天地纳鞋底，上鞋帮，缝棉衣和棉被，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一边给我讲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母亲听见她讲那些故事，便来制止：“哎呀，别老讲那些迷信的玩艺儿行不行？”姥姥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地对我说，“你妈说得对，要好好念书，念好书将来做大官。”母亲哭笑不得：“哎呀哎呀，我这么说了吗？”姥姥再次抱歉地笑，抬头看四周，看玻璃上的夕阳，看院子里满树盛开的海棠花，再低下头去看手中的针线，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里去……
现在我常想，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照理说她应该知道，可在我的记忆里她对此好像没有任何态度，笑骂也无，恨怨也无。也许这正是她的德性，或者正是她的无奈。姥姥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姥爷对她真正是一个空白的人形：她见到姥爷之前姥爷是个不确定的人形；见到姥爷之后，那人形已不可更改。那个空白的人形，有二姥姥可以使之嬉笑怒骂声色俱全。姥姥呢，她的快乐和盼望在哪儿？针针线线她从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女人，吹吹打打那个人形来了，张灯结彩他们拜了堂成了亲，那个人形把她娶下并使她生养了几个孩子，然后呢，却连那人形也不常见，依然是针针线线度着时光。也不知道那人形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忽然一声枪响，她一向空白的世界里惟活生生地跳出了恐怖和屈辱，至死难逃……
母亲呢，则因此没上成大学。那声枪响之后母亲生下了我，其时父亲大学尚未毕业，为了生计母亲去读了一个会计速成学校。母亲的愿望其实很多。我双腿瘫痪后悄悄地学写作，母亲知道了，跟我说，她年轻时的理想也是写作。这样说时，我见她脸上的笑与姥姥当年的一模一样，也是那样惭愧地张望四周，看窗上的夕阳，看院中的老海棠树。但老海棠树已经枯死，枝干上爬满豆蔓，开着单薄的豆花。
母亲说，她中学时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做范文给全班同学朗读。母亲说，班上还有个作文写得好的，是个男同学。“前些天咱们看的那个电影，编剧可能就是他。”“可能？为什么？”“反正那编剧的姓名跟他一字不差。”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客人，偏巧认识那个编剧，母亲便细细询问：性别、年龄、民族，都对；身材相貌也不与当年那个少年可能的发展相悖。母亲就又急慌慌地问：“他的老家呢，是不是涿州？”这一回客人含笑摇头。母亲说：“那您有机会给问问……”我喊起来：“问什么问！”母亲的意思是想给我找个老师，我的意思是滚他妈的什么老师吧！——那时我刚坐进轮椅，一副受压迫者的病态心理。
有一年作协开会，我从“与会作家名录”上知道了那个人的籍贯：河北涿州。其时母亲已经去世。忽然一个念头撞进我心里：母亲单是想给我找个老师吗？
母亲漂亮，且天性浪漫，那声枪响之后她的很多梦想都随之消散了。然而那枪声却一直都不消散。“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有一天我去找她，办公室里只她一个人在埋头扒拉算盘。“怎么就您一个？”“都去造反了。”“不让您去？”“别瞎说，是我自己要干的。有人抓革命，也得有人促生产呀？”很久以后我才听懂，这是那声枪响磨砺出的明智——凭母亲的出身，万勿沾惹政治才是平安之策。那天我跟母亲说我要走了，大串联去。“去哪儿？”“全国，管他哪儿。”我满腔豪情满怀诗意。母亲给了我十五块钱——十块整的一针一线给我缝在内衣上，五块零钱（一个两元、两个一元和十张一角的）分放在外衣的几个衣兜里。“那我就走了，”我说。母亲抓住我，看着我的眼睛：“有些事，我是说咱自己家里的事，懂吗？不一定要跟别人说。”我点点头，豪情和诗意消散大半。母亲仍不放手：“记住，跟谁也别说，跟你最要好的同学也别说。倒不是要隐瞒什么，只不过……只不过是没那个必要……”
又过了很多年，有人从老家带来一份县志，上面竟有几篇对姥爷的颂扬文字，使那空白的人形有了一点儿确定的形象。文中说到他的抗日功劳，说到他的教育成就，余者不提。那时姥姥和母亲早都不在人间，奶奶和父亲也已去世。那时，大舅从几十年杳无音信之中忽然回来，一头白发，满面沧桑。大舅捧着那县志，半天不说话，惟手和脸簌簌地抖。
叛 逆 者
姥爷还在国民党中做官的时候，大舅已离家出走参加了解放军。不过我猜想，这父子俩除去主义不同，政见各异，彼此肯定是看重的。所以我从未听说过姥爷对大舅的叛逆有多么愤怒。所以，解放前夕大舅也曾跑回老家，劝姥爷出去避一避风头。
姥爷死后，大舅再没回过老家。我记得姥姥坐在床上纳鞋底时常常念叨他，夸他聪明，英俊，性情仁义。母亲也是这样说。母亲说，她和大舅从小就最谈得来。
四五岁时我见过一次大舅。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玩，院门外大步流星走来了一个青年军官。他走到我跟前，弯下腰来仔细看我：“嘿，你是谁呀？”现在我可以说，他那样子真可谓光彩照人，但当时我找不出这样的形容，惟被他的勃勃英气惊呆在那儿。呆愣了一会儿，我往屋里跑，身后响起他爽朗的大笑。母亲迎出门来，母亲看着他也愣了一会儿，然后就被他搂进臂弯，我记得那一刻母亲忽然变得像个小姑娘了……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屋里……然后他送给母亲一个漂亮的皮包，米色的，真皮的，母亲喜欢得不得了，以后的几十年里只在最庄重的场合母亲才背上它……再然后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到中山公园去，在老柏树摇动的浓荫里，大舅和母亲没完没了地走呀，走呀，没完没了地说。我追在他们身后跑，满头大汗，又累又无聊。午饭时我坐在他俩中间，我听见他们在说姥姥，说老家，说着一些往事。最后，母亲说：“你就不想回老家去看看？”母亲望着大舅，目光里有些严厉又有些凄哀。大舅不回答。大舅跟我说着笑话，对母亲的问题“哼哼咳咳”不置可否。我说过我记事早。我记得那天春风和煦，柳絮飞扬；我记得那顿午饭空前丰盛，从未见过的美味佳肴，我埋头大吃；我记得，我一直担心着那个空白的人形会闯进来危及这美妙时光，但还好，那天他们没有说起“他”。
那天以后大舅即告消失，几十年音信全无。
一年又一年，母亲越来越多地念起他：“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听得出，母亲已经不再那么怪他了。母亲说他做的是保密工作，研究武器的，身不由己。母亲偶尔回老家去从不带着我，想必也是怕我挨近那片危险——这不会不使她体谅了大舅。为了当年对大舅的严厉，想必母亲是有些后悔。“这么多年，他怎么也不给我来封信呢？”母亲为此黯然神伤。
大舅早年的离家出走，据说很有些逃婚的因素，他的婚姻也是由家里包办的。“我姥爷包办的？”“不，是你太姥爷的意思。”大舅是长孙，他的婚事太姥爷要亲自安排，这关系到此一家族的辽阔土地能否有一个可靠的未来。这件事谁也别插嘴，姥爷也不行——别看你当着个破官；土地！懂吗？在太姥爷眼里那才是真东西。
太姥爷，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中国的地主并非都像“黄世仁”。在我浅淡的记忆里，太姥爷须发全白，枯瘦，步履蹒跚，衣着破旧而且邋遢。因为那时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吧？也不是。母亲说：“他从来就那样，有几千亩地的时候也是那样。出门赶集，见路边的一泡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落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种东西：地。“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蹋你的地？就不怕你的地里长不出好庄稼？太姥爷比“周扒皮”有远见，对长工们从不怠慢。既不敢怠慢，又舍不得给人家吃好的，于是长工们吃什么他也就跟着一起吃什么，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之肠胃将其酿成自家地里的肥。“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类的倡导看来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太姥爷守望着他的地，盼望年年都能收获很多粮食。很多粮食卖出很多钱，很多钱再买下很多地，很多地里再长出很多粮食……如此循环再循环，到底为了什么他不问。他梦想着有更多的土地姓他的姓，但是为什么呢？天经地义，他从未想过这里面还会有个“为什么”。而他自己呢？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是一个坐在自己的土地中央的邋里邋遢的瘦老头。
这才是中国地主的典型形象吧。我的爷爷，太爷，老太爷，乃至老老太爷都是地主，据说无一例外莫不如此，一脑袋高粱花子，中着土地的魔。但再往上数，到老老老太爷，到老老老老……太爷，总归有一站曾经是穷人，穷得叮当响，从什么什么地方逃荒到了此地，然后如何如何克勤克俭，慢慢富足起来——这也是中国地主所常有的、牢记于心的家史。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这瘦老头对我倒是格外亲切，我的要求他一概满足，我的一切非分之想他都容忍，甚至我的一蹦一跳都让他牵心挂肚。每逢年节，他从老家来北京看我（母亲说过，他主要是想看看我），带来乡下的土产，带来一些小饰物给我挂在脖子上，带来特意在城里买的点心，一点儿一点儿地掰着给我吃……他双臂颤巍巍地围拢我，不敢抱紧又不敢放松，好像一不留神我就会化作一缕青烟飞散。料必是因为他的长子已然夭折，他的长孙又远走他乡，而他的晚辈中我是惟一还不懂得与他划清界限的男人。而这个小男人，以其孩子特有的敏锐早已觉察到，他可以对这个老头颐指气使为所欲为。我在他怀中又踢又打胡作非为，要是母亲来制止，我只需加倍喊叫，母亲就只好躲到一边去忍气吞声。我要是高兴捋捋这老头的胡须，或漫不经心地叫他一声“太姥爷”，他便会眉开眼笑得到最大的满足。但是我不能满足他总想亲亲我的企图——他那么瘦，又那么邋遢。
大舅抗婚不成，便住到学校去不回家。暑假到了，不得不回家了，据说大舅回到家就一个人抱着铺盖睡到屋顶上去。我想姥爷一定是同情他的，但爱莫能助。我想大舅母一定只有悄然落泪，或许比她的婆婆多了一些觉醒，果真这样也就比她的婆婆更多了一层折磨。太姥爷呢，必定是大发雷霆。我想像不出，那样一个瘦老头何以会有如此威严，竟至姥爷和大舅也都只好俯首听命。大舅必定是忍无可忍，于是下决心离家出走，与这个封建之家一刀两断……
那大约已是四十年代中期的事，共产主义的烽火正以燎原之势遍及全国。
天下大同，那其实是人类最为悠久的梦想，惟于其时其地这梦想已不满足于仅仅是梦想，从祈祷变为实际（另一种说法是“由空想变成科学”），风展红旗如画，统一思想统一步伐奔向被许诺为必将实现的人间天堂。
四十多年过去，大舅回来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发驼背的老人。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弯下腰来问我：“嘿，你是谁？”那时我刚来到人间不久。现在轮到我问他了：你是谁？我确实在心里这样问着：你就是那个光彩照人的青年军官吗？我慢慢看他，寻找当年的踪影。但是，那个大步流星的大舅已随时间走失，换成一个步履迟缓的陌生人回来了。我们互相通报了身份，然后一起吃饭，喝茶，在陌生中寻找往日的亲情。我说起那个春天，说起在中山公园的那顿午餐，他睁大眼睛问我：“那时有你吗？”我说：“我跟在你们后头跑，只记得到处飘着柳絮，是哪一年可记不清了。”终于，不可避免地我们说到了母亲，大舅的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他要我把母亲的照片拿给他，这愿望想必已在他心里存了很久，只不敢轻易触动。他捧着母亲的照片，对我的表妹说：“看看姑姑有多漂亮，我没瞎说吧？”
这么多年他都在哪儿，都是怎么过来的？母亲若在世，一定是要这样问的。我想还是不问吧。他也只说了一句，但这一句却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这些年，在外边，我尽受欺负了。”是呀是呀，真正是回家的感觉，但这里面必有很多为猜想所不及的、由分分秒秒所构筑的实际内容。
那四十多年，要是我愿意我是可以去问个究竟的，他现在住得离我并不太远。但我宁愿保留住猜想。这也许是因为，描摹实际并不是写作的根本期冀。
他早已退休，现在整天都在家里，从早到晚伺候着患老年痴呆症的舅母。还是当年的那个舅母，那个为他流泪多年的人。他离家时不过二十出头吧，走了很多年，走了很多地方，想必也走过了很多情感，很多的希望与失望都不知留在了哪儿，最后，就像命中注定，他还是回到了这个舅母身边。回来时两个人都已是暮年。回来时，舅母的神志已渐渐离开这个世界，执意越走越远，不再醒来。他守候在她身边，伺候她饮食起居，伺候她沐浴更衣，搀扶她去散步，但舅母呆滞的目光里再也没有春秋寒暑，再也没有忧喜悲欢，太阳在那儿升起又在那儿降落，那双眼睛看一切都是寻常，仿佛什么也不想再说。大舅昼夜伴其左右，寸步不离，她含混的言语只有他能听懂……
这或可写成一个感人泪下的浪漫故事。但只有在他们真确的心魂之外，才可能制作“感人”与“浪漫”。否则便不会浪漫。否则仍然没有浪漫，仍然是分分秒秒构筑的实际。而浪漫，或曾有过，但最终仍归于沉默。
我有一种希望，希望那四十多年中大舅曾经浪漫，曾经有过哪怕是短暂的浪漫时光。我希望那样的时光并未被时间磨尽，并未被现实湮灭，并未被“不可能”夺其美丽。我不知道是谁，曾使他夜不能寐，曾使他朝思暮想心醉神痴，使他接近过他离家出走时的向往，使那个风流倜傥的青年军官梦想成真，哪怕只在片刻之间……我希望他曾经这样，我希望不管现实如何或实际怎样，梦想，仍然还在这个人的心里，“不可能”惟消损着实际，并不能泯灭人的另一种存在。我愿意在舅母沉睡之时，他独自去拒马河寂静的长堤上漫步，心里不仅祈祷着现实，而因那美丽的浪漫并未死去，也祈祷着未来，祈祷着永远。
老 家
常要在各种表格上填写籍贯，有时候我写北京，有时候写河北涿州，完全即兴。写北京，因为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大约死也不会死到别处去了。写涿州，则因为我从小被告知那是我的老家，我的父母及祖上若干辈人都曾在那儿生活。查词典，“籍贯”一词的解释是：祖居或个人出生地——我的即兴碰巧不错。
可是这个被称为老家的地方，我是直到四十六岁的春天才第一次见到它。此前只是不断地听见它。从奶奶的叹息中，从父母对它的思念和恐惧中，从姥姥和一些亲戚偶尔带来的消息里面，以及从对一条梦幻般的河流——拒马河——的想像之中，听见它。但从未见过它，连照片也没有。奶奶说，曾有过几张在老家的照片，可惜都在我懂事之前就销毁了。
四十六岁的春天，我去亲眼证实了他的存在；我跟父亲、伯父和叔叔一起，坐了几小时汽车到了老家。涿州——我有点儿不敢这样叫它。涿州太具体，太实际，因而太陌生。而老家在我的印象里一向虚虚幻幻，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声音，甚或一种光线一种气息，与一个实际的地点相距太远。我想我不妨就叫它Z州吧，一个非地理意义的所在更适合连接起一个延续了四十六年的传说。
然而它果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有残断的城墙，有一对接近坍圮的古塔，市中心一堆蒿草丛生的黄土据说是当年钟鼓楼的遗址，当然也有崭新的酒店、餐馆、商厦，满街的人群，满街的阳光、尘土和叫卖。城区的格局与旧北京城近似，只是缩小些，简单些。中心大街的路口耸立着一座仿古牌楼（也许确凿是个古迹，惟因旅游事业而修葺一新），匾额上五个大字：天下第一州。中国的天下第一着实不少，这一回又不知是以什么为序。
我们几乎走遍了城中所有的街巷。父亲、伯父和叔叔一路指指点点感慨万千：这儿是什么，那儿是什么，此一家商号过去是什么样子，彼一座宅院曾经属于一户怎样的人家，某一座寺庙当年如何如何香火旺盛，庙会上卖风筝，卖兔爷，卖莲蓬，卖糖人儿、面茶、老豆腐……庙后那条小街曾经多么僻静呀，风传有鬼魅出没，天黑了一个人不敢去走……城北的大石桥呢？哦，还在还在，倒还是老样子，小时候上学放学他们天天都要从那桥上过，桥旁垂柳依依，桥下流水潺潺，当初可是Z州一处著名的景观啊……咱们的小学校呢？在哪儿？那座大楼吗？哎哎，真可是今非昔比啦……
我听见老家在慢慢地扩展，向着尘封的记忆深入，不断推新出陈。往日，像个昏睡的老人慢慢苏醒，唏嘘叹惋之间渐渐生气勃勃起来。历史因此令人怀疑。循着不同的情感，历史原来并不确定。
一路上我想，那么文学所求的真实是什么呢？历史难免是一部御制经典，文学要弥补它，所以看重的是那些沉默的心魂。历史惯以时间为序，勾画空间中的真实，艺术不满足这样的简化，所以去看这人间戏剧深处的复杂，在被普遍所遗漏的地方去询问独具的心流。我于是想起西川的诗：
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更多／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
我的老家便是这样。Z州，一向都在沉默中。但沉默的深处悲欢俱在，无比生动。那是因为，沉默着的并不就是普遍，而独具的心流恰是被一个普遍读本简化成了沉默。
汽车缓缓行驶，接近史家旧居时，父亲、伯父和叔叔一声不响，惟睁大眼睛望着窗外。史家的旧宅错错落落几乎铺开一条街，但都久失修整，残破不堪。“这儿是六叔家。”“这儿是二姑家。”“这儿是七爷爷和七奶奶。”“那边呢？噢，五舅曾在那儿住过。”……简短的低语，轻得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以致那一座座院落也似毫无生气，一片死寂。
汽车终于停下，停在了“我们家”的门口。
但他们都不下车，只坐在车里看，看斑驳的院门，看门两边的石墩，看屋檐上摇动的枯草，看屋脊上露出的树梢……伯父首先声明他不想进去：“这样看看，我说就行了。”父亲于是附和：“我说也是，看看就走吧。”我说：“大老远来了，就为看看这房檐上的草吗？”伯父说：“你知道这儿现在住的谁？”“管他住的谁！”“你知道人家会怎么想？人家要是问咱们来干吗，咱们怎么说？”“胡汉三又回来了呗！”我说。他们笑笑，笑得依然谨慎。伯父和父亲执意留在汽车上，叔叔推着我进了院门。院子里没人，屋门也都锁着，两棵枣树尚未发芽，疙疙瘩瘩的枝条与屋檐碰撞发出轻响。叔叔指着两间耳房对我说：“你爸和你妈，当年就在这两间屋里结的婚。”“你看见的？”“当然我看见的。那天史家的人去接你妈，我跟着去了。那时我十三四岁，你妈坐上花轿，我就跟在后头一路跑，直跑回家……”我仔细打量那两间老屋，心想，说不定，我就是从这儿进入人间的。
从那院子里出来，见父亲和伯父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走，向一个个院门里望，紧张，又似抱着期待。街上没人，处处都安静得近乎怪诞。“走吗？”“走吧。”虽是这样说，但他们仍四处张望。“要不就再歇会儿？”“不啦，走吧。”这时候街的那边出现一个人，慢慢朝这边走。他们便都往路旁靠一靠，看着那个人，看他一步步走近，看他走过面前，又看着他一步步走远。不认识。这个人他们不认识。这个人太年轻了他们不可能认识，也许这个人的父亲或者爷爷他们认识。起风了，风吹动屋檐上的荒草，吹动屋檐下的三顶白发。已经走远的那个人还在回头张望，他必是想：这几个老人站在那儿等什么？
离开Z州城，仿佛离开了一个牵魂索命的地方，父亲和伯父都似吐了一口气：想见她，又怕见她。唉，Z州啊！老家，只是为了这样的想念和这样的恐惧吗？
汽车断断续续地挨着拒马河走，气氛轻松些了。父亲说：“顺着这条河走，就到你母亲的家了。”叔叔说：“这条河也通着你奶奶的家。”伯父说：“哎，你奶奶呀，一辈子就是羡慕别人能出去上学、读书。不是你奶奶一再坚持，我们几个能上得了大学？”几个人都点头，又都沉默。似乎这老家，永远是要为她沉默的。我在《奶奶的星星》里写过，我小时候，奶奶每晚都在灯下念着一本扫盲课本，总是把《国歌》一课中的“吼声”错念成“孔声”。我记得，奶奶总是羡慕母亲，说她赶上了新时代，又上过学，又能到外面去工作……
拒马河在太阳下面闪闪发光。他们说这河以前要宽阔得多，水也比现在深，浪也比现在大。他们说，以前，这一块平原差不多都靠着这条河。他们说，那时候，在河湾水浅的地方，随时你都能摸上一条大鲤鱼来。他们说，那时候这河里有的是鱼虾、螃蟹、莲藕、鸡头米，苇子长得比人高，密不透风，五月节包粽子，米泡好了再去劈粽叶也来得及……
母亲的家在Z州城外的张村。那村子真是大，汽车从村东到村西开了差不多一刻钟。拒马河从村边流过，我们挨近一座石桥停下。这情景让我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课书：拒马河，靠山坡，弯弯曲曲绕村过……
父亲说：“就是这桥。”我们走上桥，父亲说：“看看吧，那就是你母亲以前住过的房子。”
高高的土坡上，一排陈旧的瓦房，围了一圈简陋的黄土矮墙，夕阳下尤其显得寂寞，黯然，甚至颓唐。那矮墙，父亲说原先没有，原先可不是这样，原先是一道青砖的围墙，原先还有一座漂亮的门楼，门前有两棵老槐树，母亲经常就坐在那槐树下读书……
这回我们一起走进那院子。院子里堆着柴草，堆着木料、灰砂，大约这老房是想换换模样了。主人不在家，只一群鸡“咯咯”地叫。
叔叔说：“就是这间屋。你爸就是从这儿把你妈娶走的。”
“真的？”
“问他呀。”
父亲避开我的目光，不说话，满脸通红，转身走开。我不敢再说什么。我知道那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不能忘记的痛苦。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我和妹妹曾跟随父亲一起去给母亲扫墓，但是母亲的墓已经不见，那时父亲就是这样的表情，满脸通红，一言不发，东一头西一头地疾走，满山遍野地找寻着一棵红枫树，母亲就葬在那棵树旁。我曾写过：母亲离开得太突然，且只有四十九岁，那时我们三个都被这突来的噩运吓傻了，十年中谁也不敢提起母亲一个字，不敢说她，不敢想她，连她的照片也收起来不敢看……直到十年后，那个清明节，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起该去看看母亲的坟了；不约而同——可见谁也没有忘记，一刻都没有忘记……
我看着母亲出嫁前住的那间小屋，不由得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在哪儿？那时候是不是已经注定，四十多年之后她的儿子才会来看望这间小屋，来这儿想像母亲当年出嫁的情景？一九四八年，母亲十九岁，未来其实都已经写好了，站在我四十六岁的地方看，母亲的一生已在那一阵喜庆的唢呐声中一字一句地写好了，不可更改。那唢呐声，沿着时间，沿着阳光和季节，一路风尘雨雪，传到今天才听出它的哀婉和苍凉。可是，十九岁的母亲听见了什么？十九岁的新娘有着怎样的梦想？十九岁的少女走出这个院子的时候历史与她何干？她提着婚礼服的裙裾，走出屋门，有没有再看看这个院落？她小心或者急切地走出这间小屋，走过这条甬道，转过这个墙角，迈过这道门槛，然后驻足，抬眼望去，她看见了什么？啊，拒马河！拒马河上绿柳如烟，雾霭飘荡，未来就藏在那一片浩渺的苍茫之中……我循着母亲出嫁的路，走出院子，走向河岸，拒马河悲喜不惊，必像四十多年前一样，翻动着浪花，平稳浩荡奔其前程……
我坐在河边，想着母亲曾经就在这儿玩耍，就在这儿长大，也许她就攀过那棵树，也许她就戏过那片水，也许她就躺在这片草丛中想像未来，然后，她离开了这儿，走进了那个喧嚣的北京城，走进了一团说不清的历史。我转动轮椅，在河边慢慢走，想着：从那个坐在老槐树下读书的少女，到她的儿子终于来看望这座残破的宅院，这中间发生了多少事呀。我望着这条两端不见头的河，想：那顶花轿顺着这河岸走，锣鼓声渐渐远了，唢呐声或许伴母亲一路，那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她是怎样的心情？一个人，离开故土，离开童年和少年的梦境，大约都是一样——就像我去串联、去插队的时候一样，顾不上别的，单被前途的神秘所吸引，在那神秘中描画幸福与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