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文学影片”“探索影片”，总而言之被统称为“艺术影片”的编剧和导演们，似乎是不怎么考虑一部影片的经济效益的。他们的骄傲全在奥林匹斯山上。
可今天，电影一反常态，板起面孔发表郑重的宣言—— “电影制片厂大门朝南开，带着不赚钱的剧本你莫进来！”
“良家妇女”眼睁睁地变成了和正在变成为“放浪不羁”的“吉卜赛女郎”！
更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所引起的已不再是愤怒，不再是指责，甚至不再是摇头叹息，而是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尽管有几分万般无奈，有几分身不由己。
《神秘的大佛》这部影片应当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它公演之时，似乎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影界各方面人士的批评。就此曾提出中国电影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要《神秘的大佛》还是要什么什么？
而今天，其剧本在各厂也许不予通过——当然绝不会因为它不可能是“文学电影”或“艺术电影”，而注定会因为它不可能是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娱乐电影”或曰“商业电影”。它的制作成本在今天注定不会低，而它的经济效益却未必太好。当年它几乎没有什么同类竞争对象。而今天据说全国已有80余部“娱乐电影”或曰“商业电影”在制作之中，约占全国影片年制作总数的2/3。种种信息表明，比例继续增加。
大约在三年前的一次讨论会上，笔者曾大声疾呼——电影首先是艺术，其次是商品。并且认为如颠倒过来，简直不可思议。
而今天电影向人们宣言——它首先是商品，其次是艺术。被商品价值规律所驾驭的电影本身理直气壮地提出反问——如果电影不首先是商品，那才简直不可思议！那么电影制片厂靠哪儿来的钱养活自己？靠哪儿来的钱养活电影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和职工？他们的一切生活福利依赖于什么而改善？
问题变得这么明明白白了。撇开这一前提所进行的一切似乎相当严肃的争论，则显得太书生气了。因而大多数影界人士已不再热衷于就此争论不休了。
北影经济危机！长影经济危机！西影经济危机！其他各厂经济状况也好不到哪去。
于是作为职业编剧的我和我的同行们，几乎每天都在讨论，如何赶紧赶快写出制作成本低、经济效益高、能赚大钱而不是赚小钱至少是投资和收益持平的剧本。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亦所谓一种“责任感”吧！
结果怎样？
结果证明我自己原来并非一个很称职的编剧。面对着已有八十余部在先的竞争势态，我和我的同行们发现原来我们很无能，很平庸，很缺乏想象、缺乏训练。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很缺少这方面的才情。创作“娱乐影片”或曰“商业影片”，我们简直成了外行，没有基本功。有“报效”之心，而无“报效”之力。
创作一部经济效益可观、档次又不低俗的“娱乐电影”剧本，在今天并非是一件极容易的事了。而在几年前我们曾自信有余地互相说：“不就是娱乐影片么？咱们凑一块儿，编上它三天三夜，还不同时编出两个？”
今天听来分明是吹牛皮的大话了。
过去说“玩电影”，无论是调侃还是自嘲，今天是被介入了经济规律铁律的电影所“玩”了！任谁都得老老实实地被电影“玩”！
电影艺术家和电影工作者们的进退维谷的尴尬，乃是因为电影本身在人们生活中的尴尬地位所致。
现在看来，电视机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我们将它对电影的冲击未免估计得太小了点儿。这一科学宠儿或曰科学怪物，占有当代人的业余时间，如同独生子女占有父母的业余时间。而在依恋心理方面，恰恰相反，更像孩子的是当代人。电视机仿佛电灯泡一样，伴随着当代人度过下班后直至入睡前的闲暇的“黄金时间”。即使它并不提供值得欣赏和足以娱乐的什么节目时，也在吞吃着当代人的时间。因为它在普遍家庭中的存在，人们已将到电影院去认为是得不偿失的事了。中国式的，容纳近四千余人的大电影院，对于已经变得日渐讲究起来的当代精神消费者们，已经很少是环境舒适的去处了。
时代的变化对当代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我们仿佛跨越了好几重门，横冲直撞地就进入了一个我们一点儿都不适应的房间。这使我们——当代人觉得哪儿哪儿什么什么都与过去不一样。我们毫无精神准备。我们困惑。我们迷惘。我们总希望相信点儿什么，可我们对一切变化都不由得不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于是我们内心里空前地浮躁了。即使在我们显得异常冷静的时刻，我们的内心里其实也是浮躁的。
这是一个浮躁的大时代。
历史的直角转折，必定造成时代的大浮躁。
而内心里最浮躁的，必定是这一时代的青年。
不幸的是，他们恰恰又是电影有史以来的主体观众。当他们的内心里空前异常地浮躁着的时候，欣赏是很难正襟危坐于艺术宝座之上的。与电影院比起来，足球赛的激烈，舞会的忘我陶醉—— 当然是跳霹雳，最起码也是迪斯科，音乐茶座的卿卿我我的忧郁的或孤独的情调，大型音乐晚会上的火爆场面，难道不比电影院对他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么？
无疑地他们有要求宣泄的权利。正如他们要求有公民的其他一切正当的权利一样合情合理。只要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谁又应该指责他们呢？指责这一点之不明智，正如指责我们这个时代突兀地就到来了一样不明智。
曾置身于流行歌手群星荟萃的演唱会的人，就该明白为什么电影院里通常情况下缺少青年人座无虚席的场面了。歌星们是可以边唱边奔下台来的，而电影演员们无法跃下银幕。他们可以在演唱会上与歌星们一齐拍手、跺脚、引吭高歌，而在电影院里他们如此这般将被罚款或驱逐。《一无所有》使一切一无所有的青年人虽然一无所有却又信心百倍，仿佛是真正的男子汉，起码在唱时觉得自己是这样。有哪一部我们国产的反映青年心态的电影，比这一首流行歌曲更引起他们的共鸣？
答案只有一个—— 他们为什么非到电影院去看电影不可？
于是电影一改“良家妇女”的正正经经，企图以“吉卜赛女郎”的新姿态获得他们的青睐。还不知道会有多大的把握、多大的成功。
诅咒电影的自甘沦落么？
电影总得活下去呀！电影半死不活，目前已经是这么个状况，一切电影艺术家和电影工作者，岂不只有奄奄待毙？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电影，以及其他一切正统艺术及艺术观，面临着当代人的消遣心理的公然挑战。而当代人，尤其当代青年的这种心理，是由于时代的迎面而来、压顶而至的大浮躁使然。明明白白，符合逻辑。我们如果不太神经过敏，细想想，便会觉得不必大惊小怪。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国外，尤其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并且仍在经历着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因素也应指出——在任何国家，电影业的发达兴旺，从来都是与普遍的市民尤其普遍的青年对电影明星们的崇拜心理相关联的。而在今天，笼罩于电影明星们头上那种往昔的既美妙且神秘的光环，已然开始黯淡下去。当代社会中引发当代青年崇拜心理的人物简直太多了。电影明星们若无法使青年们从心理方面感到是亲近的朋友，他们则只不过就是些以演电影为职业的人罢了。而演电影则只不过就是明星们自己的事儿罢了。如果说过去青年们到电影院去是为了从情感上接近并从银幕上欣赏他们所崇拜的电影明星，那么今天他们不再有什么特殊的兴趣到更多是老旧的电影院里去，恰恰证明了电影明星们在他们内心里已失去了往日受宠的位置。在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流行歌曲演唱会上，他们将他们高过于上一代青年十倍百倍的如火如荼的热情，放任无拘地奉献给歌星们。崔健、孙国庆、田震、刘欢、苏芮、范琳琳、苏红、王虹等等，等等，更是落地有声的名字，更是他们所熟悉所津津乐道的名字。《红高粱》中若没有“妹妹呀，你大胆地往前走……”和《酒歌》，在影业不景气的今天，在国内，谁知道会不会取得简直是空前的成功呢？如若反过来，插曲是由女主角唱的，唱成“哥哥呀，你大胆地往前走……”作为男主角的姜文，表演再杰出，谁知还会不会有他今天到处“出风头”的机会呢？
仅仅几年，前一批电影明星，便如同中国所有那些老旧的电影院一样，遭遇着当代青年“喜新厌旧”的冷淡了。明日黄花不可人了。
可不可以这样下一个结论：今天是流行歌曲的黄金时代，而不再是电影的黄金时代了呢？
如果这一结论并不错，那么，今天中国电影尴尬状况之中的娱乐化、商品化倾向，就不但不奇怪，不应该受到过多的责备，简直应该被理解，被作为一种不甘每况愈下的顽强的挣扎和负隅顽抗的竞争了！前景将会怎样呢？前景凶多吉少，却不见得注定了“日薄西山，人命危浅”。过去各家电影制片厂定比例规划时，常说的一句话是—— “娱乐片、商业片也要拍两三部，总得赚点儿钱”。现在反过来就是—— 文学片、艺术片也要拍两三部，总得“要点儿脸面”。两三部？不太少了么？不少。那全国加起来也就十几部二十来部了！如果每一部都不错，相当可观了。其中能有七八部优秀影片则更可观了。有一两部杰作，则电影没必要羞愧地低下头了。世界各国电影的状况大抵如此。我们并没有任何比人家优越的条件。相比之下，条件低劣多了！
您是一位编剧么？那么请先为电影制片厂创作一两部赚大钱的娱乐片、商业片剧本吧！有了这个功劳，您才有资格大言不惭地说：“请拍我这一个文学片剧本。”或曰“艺术片”或曰“探索片”或曰“纯电影”什么什么的。
您是一位导演么？那么请先为电影制片厂拍一两部赚大钱的影片吧！其后您才有资格要求：“请允许我拍一部我自己最想拍的影片！”这条件公道么？也许对电影艺术家们不够公道。但对电影公道。对电影制片厂公道。没这个前提，电影和电影制片厂在今天又向谁讨公道去？曾几何时，所谓“第五代”导演们，掀起“新浪潮”的强劲理论和实践波涛，将传统的电影观念和陈旧的电影手法冲得人仰马翻。而今，电影的娱乐化倾向和商业化倾向，所形成的空前的主流，亦将“第五代”导演们冲得踉踉跄跄，站立不稳脚跟。可悲么？也许。然而他们未必就从此失落了。肯定的，正由于他们的存在，人们对于娱乐片或曰商业片也将刮目相视。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也许正是他们，将成为能俗能雅，又俗又雅，能大俗亦能大雅，能提炼大雅于大俗之中，能糅合大俗于大雅之中的一批当代导演。他们将大大提高所谓俗影片的水平。最终使相当一部分观众从俗影片中走出来，渐渐接受并乐于接受属于他们自己的影片。更是在这个意义之上，他们应使当代人对他有新的认识——不愧为新一代导演。
我赞同电影理论家邵牧君的观点—— 娱乐片不等于是没有艺术，除了娱乐再没有其他什么意义的影片。即或从来如此，我们使其今后不再如此，不也是非常值得的努力么？艺术价值和商品价值的结合并非易事。中外几代电影艺术家，包括一些大师，为了与商品时代抗衡，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如若受到嘲讽，则会显得后人多么轻薄并缺少公正。而我们中国有句话—— “难能正可图大功”。
但是也完全有另一种必须估计到的并非那么足以使人达观的可能性——构成社会势态的多种因素更趋紧张，尤其当代人的内心情绪更加浮躁，进而导致对电影的娱乐性的要求更直接、更粗糙、更消遣、更刺激，距离欣赏层次更隔膜、更远。形成人们想要看什么，电影急于给什么的恶性循环的局面。
如果这一点终成不可避免之现实，便导致另一现象——迫使艺术追求不泯的电影工作者，转而去占领他们从前有些轻蔑，现今尚未被利润目的所支配的电视剧制作。电视剧，尤其电视连续剧易与文学从容结合的长处，将获得更大更成功的发挥，从而强化电视机对电影院的“欺压”之势。
最后一点是——我们中国式的，普遍老旧的大个电影院，看来是太不适应电影事业苦心孤诣的经营现状了。吸引人们到电影院去的，应不唯是电影，而同时也是电影院本身。
所谓唇亡齿寒。
二〇〇〇年以后呢？
二〇〇〇年以后由二〇〇〇年以后主管电影事业的部长们和电影工作者们去应付吧！
我们若能应付眼前，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越俎代庖，则显得我们这一代人过分地杞人忧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