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红自幼生活于内蒙古包头市奶奶家。奶奶是毛纺厂化验员。到了入学年龄，高红才回到父母身旁，也就是她的家乡省份江苏。高红十四岁那一年，奶奶在厂里享受到一个可安排子女入厂就业的名额。奶奶很爱高红，很想高红，怕她以后“上山下乡”，不知去到哪里，再也难见这个从小经自己抚养过的孙女了，便说服高红的父母又将她送往包头，入了奶奶所在的毛纺厂。
奶奶是那家毛纺厂的化验员。十四岁的高红也成了那家毛纺厂的化验员。十四岁，简直是童工的年龄啊！但那是非常时代，是某些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不得不“上山下乡”的时代。能入国营工厂当化验员，无论对高红自己而言，还是对她的父母而言，不啻是幸运之事了。何况，奶奶的愿望，更是她和父母不能不尊重的呀。再说，对高红的入厂，厂里是破了例的。若高红非是江苏省某少年体校篮球队的队员，厂里是不予考虑的。那家毛纺厂从未招收过十四岁的正式工人。
小化验员高红上班时就坐在奶奶对面。对于十四岁的孙女，五十岁的奶奶实在是一位年轻的奶奶。奶奶十六岁生父亲。父亲二十岁有了高红这个长女。
高红不但是毛纺厂的小化验员了，也是毛纺厂年龄最小的业余女子篮球队的队员了。当年她最高兴的事是参加训练和比赛；给江苏体校的小队友们写信或收到对方的来信。十四岁的高红那么不习惯当一名工厂里的小化验员，她的心思常常飞出化验室门窗外，飞向篮球场……
当高红今天向我讲述她的这些往事时，她脸上洋溢着十四岁少女般天真烂漫的表情。显然，对内蒙，对包头，对奶奶和毛纺厂的回忆，早已变成了她内心的一种温馨。
在九月的日子里，她坐在我家向我娓娓道来……
我认识高红是在中国女子足球队获世界杯赛亚军载誉归国后，中央电视台为她们所做的一场专题节目现场。她代表中国女子足球队，与女足教练并坐台上，配合主持人共同主持那一场专题节目。而我是嘉宾，怀着对中国女足姑娘们由衷的敬爱，坐在台下第一排。我觉得她既不但是一名优秀的女足守门员，还表现了很出色的节目主持能力。她的那一种能力使我为中国体育运动员们倍感欣慰。中国体育运动员中多才多艺的人，渐渐改变着国人对他们和她们的传统看法。
是的，我认为那一天她的表现的确很出色，和她在足球场上的表现一样出色。
节目结束，她望着我朝我走来。我以为她的目光是望向我身后的谁，正欲退至一旁为她让路，她却已走到了我面前，向我伸出了一只手……
她说她读过我的书，她说她坐在台上时就一眼认出了我，说我比我印在书上的照片要明显地瘦些……
那一天她的父母也在现场。她说她的父母也读过我的书，并热情地将我介绍给她的父母……
一个多月后我们又见了一面。她和她母亲以及妹妹同住宾馆。记得我当着她母亲的面问过她以后做何打算。
她就默默地望着她母亲。
她母亲轻轻叹了口气说：“高红太爱足球事业了。这我当然是特别理解的，也一向支持她。可足球对于一个姑娘根本不可能是终生事业啊。她有一份加拿大护照，所以我希望她出国留学。”
她母亲说否则护照该过期了。
而她接着她母亲的话说：“我想参加奥运赛。在这件事没定下来之前，我不做其他任何个人选择。”—— 停顿了一下，又说，“参加奥运赛是我的梦想。我不会特别一厢情愿地申请这愿望，但我也不讳言它是我的梦想。”
我又问：“为什么用‘梦想’这个词呢？”
她笑道：“我喜欢‘梦想’这个词。‘梦想’的本意不就是连做梦都在想的意思吗？多美好的词啊。有梦想的人不但会有动力，还会真切地感受到生活中的诗性。在我这儿，‘梦想’也是个诗性的词。”
高红在与我交谈时，常会说出特别个性、同时也特别耐人寻味的话。与我的慢言慢语相反，她是个语速较快的人。她说那些特别耐人寻味的话时仿佛漫不经心，然而在我听来，那些话分明包含着她对生活的相当细腻的体会。最初我暗自惊讶于这一点，后来渐渐获得了答案，那就是—— 她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她不太读当代小说，她读人物传记、历史回忆录、探讨人性、精神和信仰方面的书。对，是这样的。她肯定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却肯定不是一个喜欢读小说的人。她告诉我，她的女足姐妹们，大抵都是喜欢读书的人。
她曾自嘲地说：“在爱读小说的时代很难找到一本值得读的小说。现在小说多到了泡沫般的程度，而我超过了把小说当心灵教科书的年龄。”
于是她微微地苦笑。
她还曾这样说：“小说里讲述的往往是具体的别人的人生，但好书涉及共同的人生事实。我在共同之中。”
第二次见面不久，她回广州去了。又不久，她重返北京，将与女足姐妹们聚结于西山集训。赴西山之前，她给我打电话，说替我买了两本关于宗教文化方面的书，问哪一天可以送来。我与她约定了一个日子，让她晚七点在我单位门口等我。结果那一天我因忙乱彻底忘了这件事。结果那一天她从晚七点等到八点半。往我家打电话，我家电话又恰恰出了毛病……
她将两本书放在传达室了……
第二天我去厂里，传达室老师傅将书交给我时说：“那姑娘真好！”
我成心问：“怎么好法？”
他说：“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她往你面前一站，你觉得她好就是了！我不觉得她好，会允许她在传达室等一个半小时还陪她聊？还替她往你家打电话？找你的人多了，我也不是每一个都亲切对待啊！”
我说：“既然你对她印象如此好，总结出一点来，我替你转告，也让她高兴嘛。”
传达室的老师傅认真想了想，也用很耐人寻味的两个字回答：“干净。”
“干净？”
“嗯。”—— 又说，“我们做传达室的人的眼睛，看人是有准的。”
倘让我用两个字来说高红，我是会感到为难，不知从哪方面说起的。但是我完全赞同我们传达室老师傅的概括。他概括了高红仿佛没被浮躁的时代污染过的气质。当我告诉他，他认为“干净”的那一位姑娘是高红时，他反问：“高红是谁？”我说：“就是女足的守门员啊。”传达老师傅马上翻报，指着高红的照片问：“她？”我点头。“难怪我觉得在哪儿见过！可……可一个半小时里，她怎么没提女足一个字，也没提足球一个字呢？”传达老师傅大为遗憾，仿佛受了损失。这就是我认识的高红。只要不被认出，绝不说自己是谁。在这一点上，高红肯定不会犯某些出了名的人常犯的那一种“漫不经心”的“错误”。用她自己谈好书的话说，她在“共同之中”……
而这个晚上，是我和高红第三次见面。她坐一把椅子，我坐一把椅子，隔着一张条桌，我吸烟，她喝茶。我听她用较快的语速向我讲述种种奥运会上的见闻。她讲到精彩处，会起身情不自禁地模仿。她模仿力很强。我觉得她要是模仿太空舞步，定会获一个模仿秀奖什么的。因为她的形体语言呈现的不是强健，而是柔性。起码在她模仿外国运动员竞走时是那样。原地踏步模仿。在我看来像跳太空舞……
而我，一忽儿感动得眼睛湿润，一忽儿陷入不由自主的沉思……高红并未因中国女足在奥运赛中的失利而觉得愧对谁。她到我家之前在电话里与我简略谈到了失利的情况。她说：“我们竭尽全力地拼搏了。”电话那一端的她停顿片刻又说：“我认为，我们中国女足的总体表现，是对得起世界女足这一体育项目的。顽强的失败者是不必自哀自怜的。”我赞同她的话。我因她作为女足一员能有如此明朗健康的心态而钦佩她。
我在厂门口接到她时，有两个行路的小伙子驻足望着我们。我引领她快走到我家了，两个小伙子从后面追上了我们。其中一个怯怯地问：“你是女足的高红吧？”高红说：“对，我是。”于是他们请求高红在他们刚买的《足球》报上签名。高红爽快地满足了他们的请求。他们中的另一个激动不已地说：“谢谢！谢谢！我们要把这份报好好保存起来。”
我觉得，近几年，中国公众对体育赛事，包括奥运这种盛大的体育赛事的态度，是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正确了。公众已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无论胜负，凡顽强拼搏过的各国运动员，都是可敬的。体育赛事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决出金牌，更在于展示足以代表人类拼搏风采的体育精神。而这一点不只体现于胜方，有时也体现于负方……
我对高红说，我认为，中国女足的发展，除了队员们一代代继承拼搏精神，国家的关怀也很重要。与男足优越的发展条件比起来，国家对女足的关怀似乎不太够……
高红立刻说：“也不能这么认为，事实上女足的发展还是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怀的。比起另外一些体育项目的运动员，我们女足队员们都是毫无怨言的。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共识的—— 那就是要与国际强队的球技比，从自身找差距。”
她的表情是那么诚恳。某一个时期，国内媒体曾将女足与男足比来比去，进而抨击男足的不争和骄纵之气。我认为一些批评是有根据的。然而作为女足队员的高红，从未对男足说三道四过，起码在我面前从未那样过。接着她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起了中国曲棍球女队员们在奥运赛上的杰出表现。“她们太棒了！太了不起了！眼看大势已去，失败定局了啊！可她们硬是将比分拼了回来！……”那一时刻，她对从事别的体育项目的中国姐妹们的钦佩溢于言表。她在谈到中国女子射击队所夺的那一枚金牌时，也是深怀敬意的。
我问她参加奥运会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她出乎我意料地回答：“人性体会。”我竟一时困惑。她解释道：“在奥运会上，也像在其他一切人类的重大事件中一样，人性的美点和人性的深刻，体现得特别丰富。如果只有胜没有败，那就等于是世界性的体育狂欢节了。正因为有胜必有败，才有了‘痛失金牌’四个字。这四个字使奥运会的氛围激烈中有了凝重感。失败中的人性内容也许比获胜的喜悦中包含的还要多。”
这就是高红。她看待问题是那么个性鲜明。她不是那种以胜负论英雄的人。而我认为，以胜负论英雄，一直是体育评论的一种极其表浅极其势利的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严重的误区。体育的精神体育的品格—— 不是运动员自身的，而是在说体育本身的精神和品格，它在运动员个人魅力和新闻热点之上，它在奖牌之上，甚至在争奖牌的过程之上……
是的，奥运的火炬，正是在那一切之上，才具有全人类庄重以待的意义，才具有“圣火”的意义，才配言之为“圣火”……“圣火”在光荣之上燃烧……我觉得，高红心里是思想过这些的吧？高红是位待嫁的好姑娘。谁有幸与高红结良缘呢？我为高红祈祝这良缘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