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子卿是我中学同学。也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一个人到了四十多岁的年纪，再是个懒得交际的人，也总会结识下一些人的。在这些人中，也总会选择几个作为朋友的。人到中年，又有了中年阶段的朋友，对儿时的玩伴，印象也就渐渐地淡了。偶尔想起，不过就是回忆的一部分。除了反刍一点儿灰色童年时期的温馨，实在也没什么别的韵意。
然而对于子卿，我却是很难忘怀的。非但很难忘怀，每次回家乡哈尔滨，还非常希望见他一面。倘居然没能见上一面，走时，似乎总觉得有件什么应在家乡做的事，完全由于自己不放在心上而没有做，便会很觉遗憾。即使回到北京了，感情上也不免多多少少有种牵挂。故对于他后来的疯，每一想到，我心戚然，我心愀然……
我和他都是一条小街上一个大杂院里长大的贫家儿。那条小街，好比城市这只巴掌上，靠近小拇指尖儿的一道指纹。它的名字也起得特别，叫“脏街”。也许这并不是它的名字，只不过附近的人们都这么叫，久而久之，就成了它的名字。至于它原本的街名，倒无人知晓了。当年我曾问过我母亲。我说：“妈，咱们这条街真叫脏街吗？”母亲反问：“不真还假呀？”我又说：“为啥叫脏街呢？”母亲反问：“你还觉得这条街不脏啊？”
那条街确实是脏，很脏。
街一头是一处下水道，整条街上住户的泔水都往那儿倒，经常堵塞。除了冬天，下水道口周围几乎永远淤着臭水。人一走过，苍蝇便嗡地飞起。而冬天呢，周围冻着一层层有颜色的冰。一层层冰的一种种颜色，使人瞧见了胃里就恶心。颜色恐怕也只有在那么一种情况之下，才会对人的胃起呕吐性的刺激……
街的另一头是公共厕所。是由碎砖、土坯、带树皮的木板和几片油毡纸组合成的。年月久了，砖色已变了，如同东北人腌酱的酱块一样，而且是发了霉的那一种。土坯呢，由于夏天淋冬天冻，早已黏合成一整堵土围墙了，而且倾斜着，用几根方木支撑着。带树皮的木板就更不用说它了，朽得手指头一捅准能捅个窟窿。只有那顶盖上的油毡纸，隔几年由街道卫生队换一次。街道卫生队是没钱改造那个厕所的，该做的也只能是隔几年替它的顶盖换一次油毡纸。
全街的人都得上那一个公共厕所。因为那条街上仅有那一个公共厕所啊。这使它成了那条街上最公共的一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有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站在它的左侧或者右侧聊天，是排着上厕所的人。上厕所的“高峰期”还不止两个人。那时候那厕所就仿佛变成了一个颇神秘的地方。出来一个人，进去一个人。仿佛里面有一个什么神秘的人物，外面的人都是在期待着他的接见似的。当然过了“高峰期”，厕所外面没人排着的时候也有，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也有。如果没有人排在外面呢，刚上过厕所的人碰见了你，就会好心地告诉你——“还不快去上厕所？这会儿一个人也没有！”而对方呢，则会下意识地、忙不迭地就往厕所一溜小跑。那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或者还有几分“千万别错过好机会”的心理在催促。也许到了厕所跟前，他的泌尿系统和排泄系统才会告诉他多此一举。厕所外面如果只有一个人等着，如果他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就会跟蹲在厕所里的人聊。里边一句，外边一句，一问一答的，情形很有意思。反正这条街上的人都是互相认识的，除非两家有什么过节，谁主动跟对方聊天，对方都是会表现出配合的热忱的。因为街很短，挤挤巴巴的，总共不过住着二十多户人家，关系则处得都挺近便。基本上没发生过什么吵吵嚷嚷、结怨结仇之事。
我和子卿虽然在一条街上住着，可两家并不是左邻右舍的关系。他家住街尾，也就是有厕所的这一头。我家住街首，有下水道的那一头。
我和子卿小的时候打过一架，后来在厕所这个公共的地方和好了。打架的原因是极简单的——某天我俩走碰头，险些彼此撞个满怀。错身而过之后，我忽然听他说：“你给我站住！”
我站住了，有点儿莫明其妙地回头望他。
他恶声恶气地问：“你干吗瞪我！”
我说：“我瞪你了吗？我觉得我并没瞪你哇。”
他说：“你瞪了！”
我说：“瞪了又怎样？”
当时我也搞不清我究竟是不是瞪了他，如果真的瞪了他，又为什么要瞪他？
听了我的话，他似乎更来气了，又说：“你瞪了我就不行！”
我也有些来气了，说：“不行又怎样？”
他一拳打在我眼眶上，打得我一只眼睛乱冒金星。我一拳打在他鼻子上，打得他鼻子流出了血……
事后母亲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训了我一顿，并于当天晚上扯着我，到子卿家里去向他道歉。子卿的家，比我的家还小，只一小间屋子，床头那儿就是做饭的锅台。为了防止床上的东西掉进锅里，在床头和锅台之间竖立着一块铁板。子卿的父亲在废品收购站上班，那铁板大概是从废品收购站带回家里的。像这条街上所有人家的屋子一样，子卿家的屋子也是沉在地下两尺多的。这条街的街面原先高于人家的门槛，下雨的日子，雨水从街上往家家户户屋里灌。人们无奈，只好用炉灰垫自己的宅基。经年累月的，就用自己家里掏出来的炉灰，渐渐地将自己家的房子埋入了两尺多。从此，家家户户的门槛倒是高出街面了，但家家户户的窗台却矮了。你坐在某些人家里朝窗外看，由于视线几乎跟地面平行，看一个人从窗前走过，只能看到半截身子，看到从脚到腰以下那么半截身子。子卿家的情形就是那样。
我母亲扯着我迈进他家的时候，母亲没料到他家的屋地比门槛低那么多，一脚踏空，险些扯着我一块儿跌入屋里。幸亏子卿母亲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我母亲。子卿母亲当时正做饭。更准确地说，是正往锅里贴饼子。子卿父亲正给他补鞋。显然的，他和我一样，并没有第二双可以换穿的鞋，也就只有老老实实坐在炕上，耐心等着他父亲替他补好那唯一的一双鞋。
子卿母亲扶了我母亲一把，赶快又跨回锅台那儿，一边继续往锅里啪啪地贴着饼子，一边问：“谁呀？”
我母亲就回答说：“是我呀，街头儿老梁家的。”
那时还没来电。当年为了节约居民用电，要到晚上六点钟才开始供电。锅里散发出来的蒸气，弥漫在小小的屋子里。我和母亲看不清他家人的脸面，只能影影绰绰地看见三个人影。显然的，他家人也看不清我和母亲的脸面。子卿母亲往锅里贴上一个饼子之前，还要先往锅里吹一口气。吹散蒸气，看清锅里的情形，她才不至于将两个饼子贴到一起。在几乎完全没有光线的情形之下，子卿的父亲居然还能补鞋，使我当时不禁暗暗羡佩。
子卿母亲往锅里贴完了饼子，盖上锅盖，首先推开家门散气，接着在盆里洗手。她一边洗手，一边又问：“老妹子，你可是稀客，第一次到我家呢！有事儿？”
我母亲说：“也算有事儿，也算没事儿，咋才做饭？”
屋里蒸气散尽，子卿母亲才发现到她家来的不只我母亲，还有我，很是有几分不安地说：“你领着儿子来，我就知道为啥事了。子卿他爹已经把他揍过一顿了！”
始终像个哑巴蹲在窗口补鞋的子卿父亲，这时才重重地哼出一声，说：“打架还行？不揍还行？再打架，非揍扁了他！”光说了话，没抬起头。子卿呢，则往炕里边缩去。
我母亲说：“我可不是领自己儿子来告你儿子状的。我是领儿子来向你儿子赔礼认错的。听我儿子说，把你儿子鼻子打出血了呢？”望着子卿又问：“是打出血了吗？”子卿嘟哝：“是……”母亲便训斥我：“你看你，把人家鼻子打出血了，又害人家挨揍了一顿，你还觉得委屈！你倒是有什么觉得委屈的？快给子卿说句赔礼的话儿！……”
我嘟哝：“子卿，我再也不跟你打架了……”子卿母亲赶紧表态：“拉倒吧拉倒吧，俩孩子打架，一个不怨一个的事儿，赔的什么礼呀！……”子卿父亲也说：“拉倒吧……”仍全神贯注地补鞋，没抬起头……
随后我母亲就和子卿母亲聊起家常来，直聊到他家干了锅……
从那以后我和子卿再也没打过架，可是有一段日子，见了面总互相躲着，谁也不搭理谁……
“外边有人等着没有？”某天，子卿在厕所里大声地这么问。我听出是他，当然不愿意回答。隔片刻，子卿又大声问：“外边就没人等着吗？”
我没好气地说：“有人等着，你快点儿行不行？”
分明地，子卿也听出了是我的声音，又隔片刻，明知故问：“是你小子呀！”我说：“不错。是我。”子卿说：“帮个忙行不行？”我很干脆地说：“不行！”心想，你在里边拉屎，叫我帮什么忙？难道叫我帮你使劲儿不成？
子卿央求地说：“行吧！我忘带手纸了，分我一半手纸怎么样？”我一听，差点儿笑出声，心里别提有多幸灾乐祸，说：“活该！”他说：“你就那么不够哥们啊？”我说：“谁跟你是哥们儿！”他说：“你分我一半手纸，咱俩以后就是哥们了！”我说：“我不想跟你是哥们儿，也不愿分手纸给你！”他说：“那，我不出去，你可也别想进来！”我说：“那你就一辈子蹲在厕所里吧，我回家去了！”我说完，绕着厕所跑了一圈……
子卿高叫：“哎，哎，你别走嘛！……”我听了，心里又多了几分幸灾乐祸……
但是，比较而言，在毅力方面难以持久的，毕竟不是子卿，而更是我。子卿仿佛猜测到了我其实并没回家去，反倒在厕所里唱起歌来……他也唱出了几分幸灾乐祸。
我开始觉得痛苦了。我忍受不住，主动开口问：“你小子到底出来不出来哇？”他说：“暂时又不想出去了！”我说：“快点儿！我都要屙裤裆里了！”他说：“活该！”接下来自然是轮到我乞求他了。而结果是——我走入厕所，撕了一半手纸，恭恭敬敬地奉献给他……
我从厕所出来时，见他站在厕所外，没走。
他说：“出来了？”我说：“我又不想屙完屎了还蹲在里边唱歌，不出来干什么？”他得意地一笑：“我在等你。”我说：“我可没请求你等我。”他说：“那我也应该等。我说话算话。从今往后，咱俩是哥们儿了，真的！……”
他说完，将他的胳膊亲昵地搭在我肩上……
此后，我俩成了朋友。用今天的话说，是那条街上很“铁”的两个少年朋友……
我和子卿小学毕业那一年，子卿父亲去世了。他父亲是由于胃癌去世的。当年“癌”还是一个很少听说的字。对于穷困人家来说，更是“不治之症”。甚至是糊涂之症。非但子卿的父亲，连子卿的母亲和子卿，当年都不知他父亲得的究竟是什么病。他父亲病倒的日子，子卿母亲在那条街上逢人便问——什么是癌？怎么得了癌，医生就说没法治了，只能挨命了？有没有什么偏方可治？当年，那条街上没有一个人能向她讲清楚什么是“癌”，更没有一个人能向她介绍什么治“癌”的偏方。穷困的老百姓对穷困老百姓的同情，往往也只能是说几句劝慰的话，陪着唉声叹气，陪着掉几滴眼泪而已……
子卿父亲挨了几个月的命便死了。死时瘦得皮包骨，样子很令人可怜，也很可怕。
是我母亲帮他母亲给他父亲穿上寿衣的……
子卿是穿着鞋面上绷了白布的孝鞋踏入中学校门的……
他父亲活着时，在我们那条街上，他家的日子过得还不算最穷的。他父亲一死，他母亲没工作，家境就很穷了。最初是靠废品收购站补发给他父亲的三个月工资度日。以后就不得不靠变卖家当了。当年的穷困百姓人家，哪里谈得上有什么“家当”可卖。所卖其实都是过穷日子离不了的东西。不卖又没钱买粮……
我和子卿被分在中学里的同一个班。他背的依然是小学时的旧书包。那书包装不下一个中学生的课本和作业本，就装在我的书包里。到了学校，我再将某些课本和作业本给他。他没有文具盒，用一个牙膏盒作文具盒。也没有一支吸水钢笔。用的是沾水儿钢笔。沾水儿钢笔的杆儿太长，牙膏盒装不下，只好剁掉了半截。每天上学放学，手里还得拿着一瓶钢笔水。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钢笔水。而是用钢笔水片泡成的。文具柜台不但卖钢笔水，还卖钢笔水片。两分钱一片。三片差不多可以泡满一钢笔水瓶。用那种钢笔水写出的字，颜色不必说是很浅的。其实所谓钢笔水片，大概是染衣粉一类的东西。子卿用那支剁去了半截杆儿的沾水钢笔，用那种由染衣粉一类的东西泡成的钢笔水，在各科作业本的正面和背面，写满了工整而耐看的字体。他的某些作业本，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再从最后一页翻回来，正反两面，全是五分。他的这样的一些作业本，常被老师送到全校乃至区里去参加种种奖评，并且常常是载誉而归……
有一次，老师在班会课上表扬他说：“论头脑，你们谁都不比谁笨多少。但是要论勤奋，你们谁都比不上翟子卿。不笨的头脑加上自觉地勤奋，一定可以造就一个将来成大器者！翟子卿，现在你站起来对大家讲一讲，是什么作为动力，促使你这么勤奋地学习？”
子卿站起来，低着头，沉默了半天，才说出一个字是——“娘……”
老师没听清。全班大多数同学也没听清，只有离他的座位较近的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听清了。
老师又问：“你说什么？”
子卿这才抬起头，低声说出了一句完整的话：“我不好好学习，对不起我娘。”
放学后，我一边和他走着，一边问：“老师叫你起来后，你为什么半天才开口？”
子卿说：“我不想开口。”
我说：“为什么？”
子卿说：“我不想回答那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
子卿说：“现在学习好的学生都会说，是为祖国而努力学的。可我就是为我娘而努力学习的。爹死了，我娘供我上学太不容易了。除了好好学习，我还能做到别的什么使我娘高兴的事？我不愿说假话骗老师，骗同学……”
听了他的话，我再也没傻乎乎地问出一个“为什么”来。
不久，我母亲当上了街道居民组组长。那时居委会成立了一个把石棉加工成石棉线的小工厂。为了照顾生活十分困难的居民，一部分活儿，允许某些人家将石棉领回去纺。这一部分活儿不多，而希望挣那点儿钱的人家却很多。我母亲利用居民组组长小小的权力，替子卿母亲争取到了一个名额。
我再去子卿家，便常见他母亲缩踞在墙角，械臂弓腰，倦纺不止。纺车嗡嗡，飞絮满屋，灰色的、雪花似的飘。而子卿盘膝于炕，伏在一张小矮桌上，专心致志地学习，仿佛并不觉得受干扰。铅灰色的石棉絮积落在他们母子二人的头发上、衣服上，将他们母子变得像两只毛茸茸的灰猿一般……
子卿学习用功，大小考试，成绩定列前茅。除了音乐，因他先天五音不全，仅能获得及格而外，其他各科皆优。公布分数的时候，每每令我大为汗颜，自愧弗如。母亲也经常数落我：“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瞧人家子卿，瞧你，你怎么就哪一科的成绩都不如人家呢？”
一次，班里组织集体看电影，还要写一篇观后感。子卿几经犹豫，不得不决心开口向他母亲要一角钱。那天他母亲到收石棉线的小厂交活去了。子卿非扯上我陪他去找他母亲。我明白，如果我不和他一起去，大概他一见了他母亲的面，要钱的勇气在他开口之前便会一扫而光的。我陪他去了，在小厂的院子里，见一个收活的男人，正在训斥他母亲。神色汹汹，言语厉厉。说他母亲纺的线，连最次品也定不上，拒绝接收。而我听我母亲说过，小厂负责收活儿的男人，经常敲诈交活儿的妇女们的钱物。妇女们每次交活，如果不暗中向他进贡点儿什么东西，他则会鸡蛋里挑骨头，百般地进行刁难。我暗自思忖，肯定的就是那个男人无疑了！
于是我从旁大声说：“纺得这么粗细均匀的线，你怎么敢说连次品都定不上？我看完全够得上一等了！”
那汉子朝我一瞪眼，喝吼道：“谁家的小崽子，跑这儿来没大没小地撒野，快滚！”
我说：“你才撒野呐！”
那汉子竟踢了我一脚。
子卿母亲怕我吃亏，忙将我拽到一边。她诺诺连声，哀哀恳求，低三下四，说了许多小话儿。岂料那汉子仍板着脸，一副倨傲不可一世的样子。子卿母亲万般无奈，竟给他跪下了。那汉子将头一扭，不理不睬。
子卿看得直发怔。
我气愤地对子卿说：“你娘这么受人欺辱，你还傻看着啊！你还是不是你娘的儿子了？”
我的话使子卿一时猛省了过来。他冲上前去，双目圆睁，血脉偾张，脸一直红到脖子，少年气盛地大骂那汉子铁石心肠，不是东西。那汉子狠狠扇了子卿一耳光。子卿抓住汉子的手就咬，使汉子痛叫不止。而子卿不松口，仿佛非要把汉子的手从腕部咬断不可。情形如同貉子咬住了一条眼镜王蛇的颈部。貉子就是那么一口咬住不放松，而置气焰咄咄逼人的眼镜王蛇于死地的。我心中自是暗暗称快不已。
子卿母亲见状却恓惶得不得了，扑上去对自己的儿子又掐又拧。子卿仍不松口。他母亲一急，最后也咬起他的胳膊来。那汉子终于将自己的手腕从子卿口中挣脱了。腕处业已被咬得血淋淋的。子卿疯了似的，胳膊虽被母亲死命拽住，却又蹿又蹦的，还欲冲上去与那汉子拼个你死我活。汉子羞恼之状可惧，将子卿母亲送交的棉线，一扎扎抛散于小厂门外，接着将子卿母子和我推出院子，砰地关上了铁门，躲入小门房去，再也不露面了。
子卿和他母亲都被推倒于地。他母亲和他抱头哭泣，边哭边说：“儿呀，儿呀，你怎么敢下口咬人家呀！娘从此断了挣钱的活计，今后可靠什么养活你，靠什么供你上学啊！……”他母亲哭得那么绝望。
眼泪从子卿眼中一串串往下掉。然而他紧咬着下唇，不发出哭声。
我于一旁，睹之闻之，泪为其涌，情为其伤，心为其碎……
此后，子卿学习更加勤奋，更加刻苦。那一年，他在全市数学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他出示获奖证书给我看时，发誓般地说：“我要考不上一所名牌大学，我就不算是我娘的儿子！等到我子卿工作了，挣钱了，我要像那些迷信的人敬佛、敬观音菩萨一样地孝敬我娘！……”
他说得那么虔诚，不由我不信他的话。不由我不被感动……
按说，子卿考上什么名牌大学，本是不成问题的。然时乖运舛，非人所能逆。几年后，我们都下乡了……
子卿是知青中最省吃俭用的一个。他甚至舍不得买食堂的菜，而买连队小卖部的臭豆腐。一块臭豆腐下三顿饭。知青中有许多人闻不得臭豆腐味儿，共同向他提出抗议。于是每到吃饭时，他一手持着用筷子串在一起的三个馒头，一手拿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悄悄地避出宿舍，寻个背人的去处孤零零地吃。
每逢食堂改善伙食，不管他乐不乐意，我总是要和他凑在一起吃上一顿。他买一样菜，我便买两样菜。他买两样菜，我便买四样菜。反正总是要比他多买几样菜，着意使他多吃上几样寻常吃不到的好菜……
他每年探家，往返途中，常自带干粮及水。为节省途中花费，他绝不下饭馆，亦绝不住店。途中受阻，往往就在车站或边防小站挨熬一夜两夜。饿了，便啃干粮；渴了，喝自己用军用水壶带的水，或从哪儿讨点水。如此这般积蓄的钱，他月月寄给他母亲。老百姓有句话是“口挪肚攒，节衣缩食”——这话用在子卿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有一年我探家，他让我捎笔钱给他母亲。我接过沉甸甸的一个信封，问是多少钱？他说是五百元。
我惊异地张大了嘴，半天才又问出话来。
我说：“子卿，莫非你是变戏法的？怎么变出这许多钱来？”
接着，我扳手指头替他算了一笔账——每月工资四十一元八角六，自己留下二十五元饭费和零用钱，还剩十五元多钱，就算他每月往家寄十元吧，所剩也就无几了呀！这五百元钱，如果不是变戏法变出来的，又是怎么来的呢？
他一笑，说：“如果我会变戏法变出钱来，每次给自己变多少钱，也会给你变多少钱的。”
他也扳手指头跟我算了一笔账——原来他月月都比我们普遍的知青多开八元钱左右。因为他自从下乡后，还没休息过星期天呢。而逢年过节，只要他人在连队，没探家，照例总是要加班的。节假日加班，工资又是双份。他说，别人是食堂里什么菜贵买什么菜吃，而他是什么菜便宜买什么菜吃。何况往往根本不买菜吃，吃馒头蘸臭豆腐就是一顿。夏秋季节，他常从老乡家的自留地里拔棵葱，从架上摘条黄瓜，从秧上扭个西红柿，或者割一把青菜，洗净，用开水烫了吃，以补充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体内起码需要的那点儿维生素。他平日乐于帮老乡家干活，老乡们和他的关系都挺好，对他从不吝啬。何况，知青宿舍前的大草甸子里就有采也采不完的野菜、黄花。上山干活时，还能采到木耳、猴头和种种蘑菇。他说不要以为他在虐待自己。其实他很在意自己的身体素质，体内并不比我们缺什么营养。他说，我们吸烟，他不吸烟。所以他每个月并不需要二十五元生活费，只需十五元就足够了。往家寄十五元，每月还能攒下二十来元呐。他说他上一年没探家。两年攒的钱加一起，其实五百多元。为了凑整，多的钱没让我带……
他这笔账算得一清二楚，算得我疑窦顿消，只有频频点头不止的份儿。
他嘱咐我：“你见了我娘，一定要替我跟我娘讲，她老人家一辈子含辛茹苦，身体不好，年岁又一天天大了，一定要想得开，千万别舍不得花钱。爱吃哪一口，就买哪一口吃。自己懒得做，就去吃饭馆嘛！我之所以要往家寄钱，往家捎钱，就是要让我娘觉得，手里的钱是不少的，是她可以享受享受的。她就我一个儿子，我挣钱供她花，那是完全应该的。我就一个娘，难道我还不能将一个娘供养得好好的吗？……”
他还另外给了我五十元，求我买成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给他母亲送去。他说他太了解他娘那种一辈子伴随着穷日子过来的母亲了，钱攥在手里，无论怎么开导，也是舍不得花的。必然会觉得那都是儿子的血汗钱。无非转移了一下，攥在自己手里，替儿子继续攒着了。除非买成吃的东西，摆在她眼面前，不吃会变质，才肯吃。他特别求我，一定要替他母亲买一条活鲤鱼。他说他从小就听他母亲叨叨，这辈子就爱吃鲤鱼。而自从他懂事以后，虽总听他母亲叨叨，家里却从未吃过一次鲤鱼，更不要说是活的了……
受他的启悟，我探家回到家里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不少水果、罐头、点心什么的，摆在显眼处，对我母亲说：“妈，你吃吧！反正我已经买回家来了，舍不得吃，坏了，你肯定比我还心疼！”
母亲不禁对我另眼相看。那一时刻，我瞥见母亲两眼噙泪了。母亲掩饰地扭过身去，徒自感慨万端地嘟哝：“这孩子，说出息，就出息起来了。怎么忽然的就学会孝敬当妈的了……”
我又问母亲：“妈，你最爱吃什么？……”
“这……这妈可说不上来……”
母亲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一时竟不能说出她最爱吃什么……
我接着问：“妈你爱不爱吃鱼？比方说鲤鱼，活的……”
母亲就连忙点点头说：“爱吃，爱吃，连活鲤鱼妈都不爱吃的话，那不是太烧包了么！……”
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探家的季节是秋季。按说秋季正是鲤鱼肥的季节。松花江里又出松花江鲤鱼，买到两条活鲤鱼本不该算什么难事儿。可那是“文化大革命”时代。“文革”时代的时代特点是——革命的口号层出不穷，物质却匮乏到了极点。在一切物质之中，最匮乏的莫过于副食品。连巴掌长的支离破碎的小咸鱼，一出现在货床上，人们都会排起老长老长的队。何况活鲤鱼！普通百姓恐怕只在年画上才能见到鲤鱼。舍得花钱也没处买呀！
我下了决心，非买到两条活鲤鱼不可。为了买到，我蹬自行车离开了城市，在松花江下游一个小渔村借住了一宿，跟主人关系套得挺近乎，给了他二十元钱，央求他连夜下网，替我捕两条鲤鱼。主人是个很胆小之人。起初他说什么也不肯答应我。怕被村里人发现，或被我狡猾地出卖，使他遭受批判。因为松花江是国家的一条江。江里的鱼自然也是国家的。捕了国家的鱼而自己卖了钱，那罪名是不轻的。不必怎么“上纲上线”，最轻也是“损公肥私”的罪名。经不住我百般的恳求哀求，恐怕更是经不住那二十元钱的诱惑，他终于答应了……
天色将亮未亮时分，主人从外边回来，轻轻推醒了我。他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拎着两条直甩尾巴的鱼给我看。我自是高兴得没边，连说着些感激的话。主人倒是个非常老诚之人。他遗憾地告诉我——那并不是两条鲤鱼，而是两条“白鲢”。说他接连下了十几网，打上来的尽是些水草。最后一网，他本已灰心，不抱任何希望了，不承想却网到了那两条“白鲢”。它们每条都有一斤多重。
我说：“‘白鲢’就‘白鲢’吧，总比空手而归强。”
他问：“小伙子，你究竟为什么非要弄两条活鱼呢？”
我说：“为母亲们……”
他眨眨眼，仿佛不明白我的话……
他帮我往两条鱼嘴里灌了些白酒，说那样鱼可以活很长时间。又给了我一个能盛住水的塑料袋，将鱼放入袋里……
回到家里，我将鱼取出一条放在水盆里，它果然活转来了，在盆里栽栽歪歪地游。母亲开心地说：“多少年没看见过活鱼了，今天又看到了。它既然还活着，就养着它吧……”
我唯恐另一条鱼会死，顾不上和母亲多说什么，转身就离开家，又蹬上自行车去给子卿家送鱼。
我回到城市后第一次去子卿家，替子卿给他母亲买的那些水果、罐头、点心之类，仍摆在原地方，似乎并不见少。我问：“大娘，你怎么不吃啊？”子卿母亲说：“怎么没吃，吃来着。也不能一下子都吃光了呀！摆那儿好看。”我说：“吃的东西，又不是摆设，摆那儿给谁看啊！”子卿母亲说：“谁来了，谁就会看到呗。我儿子对我的一片孝心，值得让左邻右舍知道。别人知道了我心里高兴。我自己看着，想想我有这么一个孝顺的儿子，虽然不在身边，心里边也美滋滋的……”我说：“大娘，还是多吃吧！摆时间长了，会坏的。”她说：“好，我吃，我吃。”拿起一块点心就吃了起来。我将鱼给她看，并告诉她，子卿一再嘱咐我给她买一条活鲤鱼，我如何去买而没有买到活鲤鱼，只买到了一条“白鲢”……
“多少年没见到活鱼了，今天总算又见到了。它既然还活着，叫我怎么忍把它开膛破肚呢？瞧这肚子，大概还是条雌鱼呢，养着吧！……”
子卿母亲竟说出几乎和我母亲一样的话来。那天我忽然觉得获得了一种意外的感情收获——我和子卿这两个“脏街”上长大的孩子，是都有着同样慈悲为怀的母亲呵！……
我替子卿母亲将鱼放在了水盆里。子卿母亲瞧着说：“看它活着，不是比把它弄死，做着吃了更好么？……”我说：“是啊大娘，看它活着是更好……”
返程前一天，我又到子卿家，问子卿母亲是否有什么话需我转告他，或有什么东西需我带给他。子卿母亲交我一条棉裤。重得像一床棉被。简直使我怀疑絮的不是棉花。我说：“大娘，您给他做得太厚了呀！”老人家说：“听说你们那儿冷嘛。”我说：“那也不至于穿这么厚的棉裤哇！这要穿上，就成宇航员了，没法干活了！……”老人家说：“我就这么一个儿。我活着，全指望他啊。你别嫌沉，就给他带去吧！……”
我赶紧说：“我倒不嫌沉……”
老人家送我出门时，落泪了……
我回到连队，将棉裤交给子卿时，子卿也落泪了……